今年深秋时节，在我国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开放大学全球峰会。全世界巨型大学的校长们和国内外的远程教育专家学者们聚集到上海这一国际大都会，探讨当代远程教学大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巨型大学的历史地位和使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未来前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管教育和通信的两位助理总干事约翰·丹尼尔和阿卜杜尔·坎亲临峰会，表明了国际社会和有关机构组织对本次会议的关注和支持。

　　“巨型大学”理念的奠基者和倡导者、前英国开放大学副校长约翰·丹尼尔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巨型大学＝对规模、成本和质量的巨大冲击”的主题报告。在会上，由我翻译的丹尼尔的名著《巨型大学与知识媒体: 高等教育的技术战略》一书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在峰会召开前夕，丹尼尔给我传来了他刚刚写就的“中文版前言”，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大学指南”专栏中发布的英国开放大学教学质量在全英国100余所大学中的排位，已从第10位上升到第5位，超过了牛津大学（第6位）。

　　自从上一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远程教育界就展开了一场关于远程教学大学、传统校园大学以及双重模式大学（指同时举办全日制教育和远程教育的大学，如我国成立网络教育学院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试点的66所普通高校）谁更有前途的争论。与此相关的，还有围绕着巨型大学和虚拟大学的争论。丹尼尔争辩说: 巨型大学是从它的办学理念出发，即从增加教育机会、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表述的宗旨: “所有人享有完全的和平等的教育机会”出发，寻找到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作为实现其办学理念和宗旨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手段。而虚拟大学则是从技术出发的。试问: 如果技术是答案，那什么是问题呢？（If technology is the answer, what’s the question?）显然，问题不在技术，技术也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陷入技术决定一切的“唯技术论”或“技术至上”、“技术至高”的陷阱。技术是为人服务的，为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特定的教育与培训的需求服务的。技术是需要人去发明和发展、去掌握和应用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远程学习将代替面授教学、虚拟大学将替代校园大学成为教育的主流，但是我们看到中外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依然“我行我素”地实施着排他性极高的精英教育。有人说，不要把函授教育带进21世纪，我们看到在发达国家，函授传统的远程教育的发展依然方兴未艾。有人忧虑: 开放大学或巨型大学会不会消亡？中国电大的红旗能打多久？我们看到的是组织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的广播电视大学发展势头迅猛，巨型大学依然是国际远程教育界的领头羊。

　　巨型大学的历史功绩和优势在于它们大规模地应用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模－成本－质量”三者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丹尼尔称之为“死结”），从而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更大的规模和较高的质量。巨型大学的历史功绩和优势还在于它们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表明: 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要实现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仅仅依靠传统校园学校教育体系不行，开放的远程学习应该成为首选。远程教育应该成为信息社会和学习社会中发展教育和培训的战略方向，为开发我们居住的地球这一行星上最重要的永不枯竭的人力资源、造福人类的未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