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伊始，武汉市教育工作会议上的热点之一就是校长职业化的讨论。与会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教育改革的深化，必须清除官本位对教育的影响。让校长的职务与机关行政级别脱钩，将校长的职位按照不同的任职资格、条件、岗位职责要求与津贴配套，建立校长动态管理的新机制。校长不应该再是一种官衔，而是经营管理和发展学校的一种专门职业，从而避开拥挤的“官道”，组成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作为的教育团队，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化和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校长都是按机关行政级别进行任免和享受待遇的，已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官本位的种种陋习。一般大学校长是厅级，国家重点大学校长是副部级，中等专业学校、中学、小学校长依次是处级、副处级、科级、副科级等。然而如同经济领域的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学校教育改革也需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其中的关键就是把改革的领导权交由掌握现代前沿教育理论，能管理学校、大胆变革的经营人才，这就提出了“职业型校长”的概念。职业型校长这一概念代表着两种内涵:一是学校的决策者和组织者（而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二是学校内部和外部协作群体中的首席执行官。作为校务管理中的职业型校长，必须具备卓越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分析能力、协调能力、判断能力、果断决策能力、敏锐性、对压力的忍耐力及交往公关能力。

　　即使在教育发达的美国，对校长角色的定位也经历了一段历史的沿革过程。19世纪60年代以前，是美国高等教育草创和初步发展时期，校长兼有学术和行政职能，在聘用他们的董事会下工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校长们走到了前台，担当领导者的角色以探索新的大学教育哲学。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学校长面临着学术界内部学术力量上升的挑战，大学校长们必须建立与学者们良好的沟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学校长的角色内涵由以下几方面构成:大学校长是未来高等教育的策划者；是学校质量的控制者；是学校公共关系的建筑师；是社会中公众政策的参与者；是董事会的教师；是教授们的领袖；还是学生的辅导者。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学校长对自己的职位产生了新的困惑，这种困惑主要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化背景下商业和产业界对于高等教育的更大的介入而产生的。美国校长的角色内涵将继续变迁下去，但焦点或许是围绕着解决“传统性学术田园的守望者”和“创新性企业型大学的开拓者”二者之间的矛盾。

　　21世纪是一个以知识、智力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新经济的发展启动了教育升级换代的历史进程，也定将引发人们教育观念的深层嬗变，对教育提出许多全新的问题。这就对教育改革实践的主体——学校的领军人物校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职业型校长，必须具备如下的意识和能力:权威意识、终身教育的意识、责任意识、生命意识。另外，职业型校长还必须具有职业道德的自律能力，良好的专业能力、领导决策能力、团队组织能力、情势的判断能力，对管理实践认识的研究能力和学校文化的建设能力。只有形成了一支训练有素、具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职业型校长队伍，我国教育管理的改革和创新才能迈入更高的层次和境界。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型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模式，这种体制和模式的弊端就是限制了地方以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使职业型校长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和空间。而变革这种体制和模式就要创造培养职业型校长的机制和氛围。

　　校长的职业化应该有双重含义:第一，是社会分工的表现，校长作为学校的经营者应该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和专门的职业存在于社会。它和医生、律师、教师、科学家一样，应该与政府公务员明显区分开；第二，对校长自己来说，职业化的要求就是把学校办好，把学校的发展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并为此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正是由于职业型校长的特殊作用和产生方式，使职业型校长成为一种稀缺的宝贵的教育资源。那种政府任命的、官员式的校长领导，那种讲究行政级别的校长“官员”，很难承担起深化教育改革的重任。因此，培养和造就一支职业型的校长队伍，是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