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开学，外来人口子女就学问题又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打工子弟学校开、停的博弈仍在进行。

　　外来人口子女就学难和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状况近10年来一直吸引着人们关注的目光。打工子弟学校是由于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得不到教育而产生的。它们一出现，便大受外来流动人口欢迎。近年来。各大城市的打工子弟学校快速增长，不但学校数量增加很快，而且学校规模也快速扩张。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外来人口子女中适龄儿童共36.6万人，超过了全市学生总数的1/4。其中接近25万适龄儿童在公办中小学借读，约占外来人口子女中适龄儿童中的68%。目前北京市有2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而其中经过审批的只有49所。北京市朝阳、海淀、大兴、昌平等9个区共有241所未经批准的自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外来学生近10万人。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大多办学条件较差，根据调查，241所未获批准的学校中，有132所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直接威胁着4.2万名学生的生命安全。

　　尽管北京已经在采取措施积极解决外来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但一下子取缔了百多所不合格的打工子弟学校，如何能确保学生不失学，成为了冲击北京市教育的难题。如: 目前，海淀区双榆树中心学区接收学生已经超员，原计划接收学生400人左右，实际接收了600余人。部分需要分流的学生仍在私自提前开学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有“专家”提出，北京市应该科学测算外来人口承载能力，对流动儿童就学问题首先解决“存量”，同时要控制“增量”，避免出现部分外来人员子女在不合格的教育环境下可能成为“边缘群体”。

　　应该说这种避免出现“边缘群体”的用意是好的，可是其解决办法的实质却是根据北京市教育机构的接受能力，来限制外来适龄学生进京。这样人们有理由怀疑，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真能做到限制外来人口带适龄子女进京吗？更何况外来人口早已成为城市建设的一分子，他们干着城市人所不愿意从事的脏活、累活，为城市经济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要解决问题必须搞清楚产生问题的由来和根源。笔者认为，问题的由来和根源在于我国义务教育的政策。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义务教育阶段费用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流动人口的子女虽然人已经在外地，但户口仍然留在流出地。外出的流动人口在户口所在地已经交纳了教育附加费，在城市打工也缴纳了工商税、暂住费等一系列费用，他们负担的是城乡的双重费用。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经费还在户口地政府，所以应该从户口地政府的财政扣出。因此，打工子弟学校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依法通过教委主管部门，向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来“讨要”学生应该得到的义务教育经费。因为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他们父母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某所学校的问题，它更是政府的问题。

　　新实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不仅应当保障打工子弟受教育的机会，还要保障他们享受到合格的教育。解决打工子弟入学问题的政策核心是“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那么如果流入地的财政实力和办学能力不够该怎么办呢？这一状况在现实中是存在的。笔者的观点是: 每名适龄儿童应当并必湏接受义务教育既是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项基本义务，反映着国家和政府的民主与发展水平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政策的落实。义务教育的政策必须与相关的政策相配套。施行义务教育理应是国家的事情、国家的责任，不应放到地方政府去负担。只要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那么在短时间内、在某些地方出现外来人口子女“边缘群体”的现象则是不可避免的。

　　在目前，对打工子弟学校应采取更加灵活与更加务实的政策。教育和学校应是多种生态、多模式共存，要鼓励和多渠道（包括动用政府财政）扶持民间力量的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