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与能力并不是两个对立的范畴，相反，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在一般情况下，学历越高，能力也应该会更强；同样的，能力较强的人，在获取高学历上会有更强的优势。所以，从人力资源开发和提高国民素质的角度，不断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包括提高全民学历层次）无疑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要求和基本任务。国际上用三级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作为衡量国家教育水平的主要指标，说明学历水平是反映教育发展水平的基本内容，任何忽视甚至否定学历和学历教育的主张，都会导致消极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文革”的教训就是一个反面的例证。

　　既然这样，为什么又提出“学历本位”和“能力本位”的问题呢？我想 这是针对现实发展的要求和现实存在的弊病提出来的。从现实发展的要求而言，如果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普及基本教育并逐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当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即知识社会转变的时候，知识更新和社会变化速度加快，一次性的学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们适应客观变化的需要，学历教育将会发展为终身教育，学习能力、做事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应变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等，已成为人们适应新社会的新素质的要求。学历只是人们获取知识和能力的必要条件和重要表征，而能力则是衡量人的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事业的成功和对社会的贡献。因此，以能力为本位发展教育，必将大大拓展教育的领域，为建设知识社会的教育提供新思想。

　　我国教育的现状也需要我们思考学历和能力的关系问题。在我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和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以考试成绩作为学习优劣进而作为人才标准的传统观念和用人制度。本来，学习成绩的优劣、学历层次的高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的水平高低和能力强弱的，但是，如果把它绝对化就会产生片面性。例如在基础教育阶段把中考、高考升学作为追求的目标，把学生训练成为考试机器；在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中，以学科的书本知识为中心，把学生作为“知识的容器”，培养成为书呆子，这就势必会使学历教育异化成为与能力脱节的封闭系统。这几年来，社会反映的“高分低能”、“眼高手低”、学历膨胀而实用人才短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如果不坚持能力本位办好教育，学历的增加并不一定自然地提高劳动者的能力水平。

　　从学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并不是不要学历教育，而是不限于学历教育，需要拓展教育的领域和类型，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学历教育中以能力建设为中心，把提高受教育者的能力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转变并不只是教育教学内容和方式上的变化，而是涉及教育观念、教育目标、教育模式乃至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调整和变革。世界劳工组织在《知识社会的工作和学习：教育与培训》这份报告中，提出了基本能力、核心能力、职业能力等几个能力概念，并且对于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教育和培训在能力建设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能力等级标准，成为不同层次和类别教育培训的目标。美国劳工部对于未来工作者提出的五种能力和三部分基础的要求，同样为教育培训的能力建设提供依据。总之，把能力建设融进教育培训之中，以能力建设的水平来检查和衡量教育培训的成果，将会带来教育培训的重大变革，需要系统地设计和组织实施。

　　不同类型和形式的教育，在能力建设的要求和做法上当然是有区别的，而有一些要求则是共同的，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1世纪教育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中提出的“21世纪的四根支柱”，即“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与人共同生活、学会生存”，这样的要求就具有普遍性，应该在各类教育中有所体现，也就是说无论哪一种教育都不能局限于单纯地传授知识，而是要着眼于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做好全面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