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泽民总书记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继续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立足自力更生，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走出一条同传统工业化国家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要将教育纳入战略发展重点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江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表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界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共同愿望和决心，为中国教育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科教与经济共同发展，进而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国家的超常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面临着国际社会高科技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挑战，同时，随着国际和国内由经济和科技竞争弓泼的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客观上有力地推进着我国正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步伐和进程。这一进程给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此，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探索一条加速我国教育超常规发展的道路。

　　二

　　党中央、国务院近来反复强调教育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先导性的基础产业，江泽民同志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指出，"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哪一个方面的实力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世纪之交，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科技等新型产业的支持，使知识和人才的价值提升，同时，社会对各类高质量、高层次的教育将产生更为旺盛的需求，这就给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现实机遇，作为一种驱动力，推动教育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超常规发展。

　　应当说，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发展不适应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与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即把教育当做一种纯福利性的事业，并由国家包办。近年来，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开始认识到教育与经济联系的普遍性和教育对促进经济科技发展的巨大潜力，用产业经济的思路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的突破成为中国跨世纪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这也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研究和探讨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教育是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社会服务的产业，其"产品"（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等）具有广义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它可以仓糙出比生产和维持自身要高得多的价值，是推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运行的具有全局性、先导性的基础产业。同时，它的又能为其他行业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作出巨大的贡献。由于这一特殊价值，教育还能成为社会和居民新的消费热点。

　　从产业经济的观点来看，教育作为一种以高知识技能为特征的产业，就有必要，也有可能进入市场（主要指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级各类教育），用产业经济的思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一直困扰我国政府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财政支撑能力的矛盾，从而为中国教育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加速实现教育资金积聚、实现教育超常规发展提供广泛而坚实的社会的、经济的、财政的支持。

　　将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运作，并非是将教育发展所需的资金全部依赖于社会和居民家庭，而是与教育产业产品的基本属性有关。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教育产品兼具"公共品"和"私人品"的双重属性，即教育不仅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包括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收益，金钱和非金钱方面的收益，也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收益，等等），同时，也给受教育者带来好处。这一源自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为教育的政府财政拨款以及居民家庭等社会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级阶段，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教育所受到的冲击与压力比其他产业要大得多，而由不规范的教育短期行为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足以抵消一代人的努力。因此，在汲取中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点扶持教育产业，并促进其健康发展，是我国跨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一项基本国策。

　　发展教育不能就教育论教育。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教育同经济、科技、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结合，正在成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我们从全局性的高度，将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教育产业和社会经济联动发展，充分发挥教育在提升人力资源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教育在解决各类就业问题方面的独特作用，促进教育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力的提高，增强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贡献力，为中国教育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超常规发展之路奠定社会经济基础。

　　国际社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教育是一国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之一，而采用基于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超常规战略性思路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三

　　回顾中国经济近2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秘诀，就是坚持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动国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用较短的时间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最为短缺的资金需求，从体制、资金等多个方面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世纪末我国经济还存在着影响并可能制约下个世纪进一步发展和增长的困难和矛盾，如由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我国外贸需求的降低和萎缩对国内需求产生了巨大压力；随着我国公共福利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伴随着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等社会消费需求不振，预计仍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80年代以来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非政府投资可能性，受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影响，明显乏力，投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驱力因政府和民间投资本身的限制，预期也将明显降低；政府在近10年中广泛采用的调节宏观经济的财政金融措施所能体现的直接效应也将十分有限。

　　用改革的思路去寻找新的突破，为21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新的生长点，这是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即联动教育与经济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教育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性产业，为我国整个社会经济实现超常规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从亚洲"四小龙"经济成功的经验中我们看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快速发展的可能和现实，作为一种"追赶型"或"赶超型"模式，亚洲国家和地区确实为我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启示。也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榜样"。

　　1998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应更为冷静地去看东南亚的经验和教训。固然，此次危机与东南亚各国发展中过分依赖发达国家和自身产业结构失调有关，与这些国家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管理结构失衡有关。但我们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最深刻的教训在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未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未能相应提高本国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

　　亚洲各国都在反思，都想从这一惨痛的教训中学到点东西，并已经开始了探讨和实施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治性对策。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于1998年底提出了一项大胆的政策措施，鼓励并吸引世界10所著名大学到新加坡办学，并借此机遇，将新加坡建成以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著称的世界教育中心。而通过此项举措，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其教育水准，同时，整个新加坡的经济、企业、企业家、学校与经济部门等都将从这一举措中受益。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超常规发展：中国教育发展目标的重新设计

　　在面向知识经济社会、迎接未来国际社会竞争与合作、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综合国力方面，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思路、发展目标、战略重点，以及政策取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抓住世纪之交的有利环境，真正落实教育在中国社会和迎接知识经济社会中的战略地位，实现党中央和国务院既定的科教兴国的方针。

　　为此，在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在认真研究与分析未来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教育部有责任在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的领导下，重新审议并确定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战略目标，并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改革措施。

　　扩大教育规模，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个人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构筑知识经济社会平台，逐步建立适应学习社会的终身教育体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考虑到地区基础教育、经济发展和就业前景等条件，国家对高中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将采用宏观适度增长、区域分类指导的方法，使高中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2010年分别达到65％--70％和15％，为此，全国平均的高校入学率应达到年均增长5％--8％，部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前景较好的地区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不搞"一刀切"，以适应广大居民对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根据梯度发展战略和东、中、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实际，2005年前后，首先在大中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普及高中教育，率先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为中国尽快地实现知识经济创造条件：逐步建立适应知识经济赖以发展的信息社会和学习化社会的终身教育体系，从体制上消除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普通教育和专业、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的制度性障碍，构筑"立交桥"，以满足广大居民不断变化的知识更新等学习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