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由国家教育部主办、《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等承办的“2003中国高等教育信息化论坛”,以及“2003中国高等教育软件展”在北京同时开幕。它是一个记录,记录了中国高等教育信息化迅跑的历程;也是一个标志,标示出中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特征,既有中国高等教育在信息化的带动下规模和覆盖面迅速扩大,也有高等教育信息化产业市场的迅速扩张及成熟运作,更有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理想目标的
理性探索。
站在北京国贸大厦门前,记者切实感受到的是,中国高校和企业引爆高等教育信息化的热情和理性。
重建信息化时代的大学
本刊记者 李桂云/文
9月的北京,已经多了些许凉意,而9月19日步入“2003中国高等教育软件展”会场,兴奋的人群、火热的场面,刚刚逝去的夏日激情似乎又在人们心中重新点燃。
脚步还来不及停歇,就被涌动的人群带着向前走去。一些著名高校的展台前,更是只有掂着脚看人头攒动的份儿了。各个参展单位都派出了经理和主管级的人物到现场充当讲解员,以便灵活应对扑面而来的人群和热烈的提问。
在一个师范院校的展台前,大屏幕正在播放远在西部地区的学龄儿童,通过卫星及视频系统认真地回答老师提问。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睛近在咫尺,激动之余是莫名的感动。
与“软件展”的火爆气氛相对应,“2003中国高等教育信息化论坛”更多的则是冷静的思索、理性的分析及智慧和观点的碰撞与交锋。
大学有了大变化
作为政府的报告,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论坛上谈到的一系列数据,让人发现,数年之间,中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教育科研网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互联网络”;“中国教育电视台卫星多媒体传输平台已经建成,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交互功能的现代远程教育和教育信息化的网络平台”;“70%左右的高等院校建立了不同层次和规模的校园网,开展网络教学活动,并且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教学教务管理的信息化和办公自动化”;“分布在西部的约152所大学的校园计算机网络已经实现了高速连接”;“超过15个大学数字博物馆正式开通”;“国家已投资4000多万元,建设了300多门基础性、示范性的网络课程,实施了网络课程质量认证的项目,100多所高校参与此项目,培训了上万名高校教师”;“67所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已经开发8557门课程”;“全国70%的高校设有和信息技术相关的专业,在高等教育当中培养信息化人才,高校信息化类专业在校学生达到128万人,相关专业的点数达到2021个;“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正式启动”。
这组数字的背后,是大学出现的巨大变化。凭借信息化网络的翅膀,我国高等教育由绝对稀缺资源迅速向大众化转变。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规模,到2002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超过了16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4%。最新研究表明,到2003年末,这个数字将接近15%,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标准。这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一个大众化发展阶段。如果没有信息化,我国大学的教育资源根本不可能如此快地扩张。而仅仅几年的时间,数字图书馆、校园BBS、网上选课答疑、模拟实验就已经在许多大学里习以为常;远在偏远地区的大学已经能够共享清华北大的优质教学。这些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堪称奇迹。
当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激动地将这一组组数据宣读完后,论坛现场一片低语,参会代表心潮都难以平静,这是对他们工作业绩的最贴切的描述,也是最大的鼓励。
共享、互认已成共识
还记得,2002年高教领域使用最多的词汇是“转变观念”,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曾大声疾呼“建立21世纪的共享文化”。那时信息孤岛比比皆是,割裂封闭曾是大学的普遍现象。但是在本次论坛上,“资源共享”、“学分互认”、“规范管理”、“保持特色”、“标准认证”、“机制创新”、“模式创新”等,则是记者听到的使用频次最多的名词。
在“网络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现代远程教育的实践与教学模式创新”、“信息技术发展及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三个分论坛的发言中,几位大学校长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局限于一门课程,怎么用计算机?怎么用软件?更多是思考信息化时代、网络时代,大学从整体上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进而建设全新的“信息化时代的大学”。
“资源共享”,是此次展会和论坛的关键词。正如教育部高教司张尧学司长所说,“把一些做得不错的软件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在一些做得很好的领域,后进入者就不用再重复投入了,一些现在市场上已经做得还不错的领域,有兴趣进入的厂商则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投入。”华南师范大学丁新强调: “任何一个高等学校不是每一个专业,每一个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清华大学也不敢说每个课程、每个专业都是最优秀的,因此必然存在校外优秀资源的利用问题。在开发我们的课程,或者是校内的网络建设与校外的网络建设当中借鉴别人的课程是非常重要的”。
清华大学副校长胡东成提出: “信息化网络不仅极大地方便了跨国界的联系与沟通,而且可以共享优秀信息资源,甚至可以在网上开展教学和科研的国际合作。”目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一部分学生可以通过远程方式直接选修MIT的课程并取得学分。
上海交大与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于2002年6月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首次在国内实施“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联合办学”这一崭新的远程教育联合办学机制。同时在名校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向西部地区的宁夏大学、新疆大学免费输送,目前已有6000多学生跨校选课。去年宁夏大学348名学生通过卫星网络选修课程,今年已经到了1600名,增长幅度很大。上海交大申瑞民教授说: “教育资源的共享有时就像谈恋爱,肯定要有一个共同目标,要长期在一起,不是签一个仪式,领导出席一下就不管了,那样是很难长久的”。申瑞民教授还“大方”地表示,“假如其他学校感兴趣愿意加入,随时欢迎,我们基本上是免费的”。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高教信息化主要有三种共享模式: 一种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系统共享形式,靠的是国家政策的保证;一种是西安交大、上海交大、浙大联合办学三校联合的同行业共享,依靠国家课题支持;再一种是华南师范大学与广州石牌6所高校共建共享,这是院校主动要求共享。总体来说,目前我们国家的多院校或全国性的资源共享项目和活动还较少。
丁新指出,观念、共识、规则和机制是资源共建共享的四个必要因素。资源共建共享要实现标准化、市场化和产业化。怎样达成协议,实现共享,关键在学校。协会在中间制定规则,制定同行之间的约束条例,监督共享共建过程当中的一些违规行为。企业一般是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
规范、标准初具雏形
然而共享、互认都要有规范、标准的机制来操作和保障。前几年,许多高校呼唤信息化课程的规范和标准。记者从这次论坛得知,我国的网络课程认证等规范、标准已初具雏形。据记者了解,教育部高教司2001年立项“网络课程认证研究课题”,目前网络课件的质量认证及网络课程教学过程质量认证的指标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据主持该项目工作的北师大黄荣怀介绍,国家投资4000多万的“网络课程认证研究课题”项目,评估了300多门基础性网络课件,有100多所高校参与了这个项目。第一批验收情况,信度分析为0.89,第二批验收,信度分析为0.91,第三批验收将在今年进行,估计是会有85%通过认证,将有三分之一达到优秀。
据黄荣怀透露,当这个研究项目结束时,将会有中介机构作为第三方来长期受理课题认证,它应是接受政府授权但独立开展工作的非政府机构。无疑这一机构的出现将为网络课程的质量认证,促进资源共享机制带来新的契机。
另外,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司许超副司长作了《远程教育与著作权保护》报告。据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89—1996年用七年工夫制定的WCT(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与WPPT(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现已生效,结合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将给高教信息化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法律环境。
听了相关的条约或法律的规定,参会的代表不免有些担心,“一些从事远程教育的学校在初期还不了解相关条约的基础上,岂不是已经出现很多侵权方面的问题”?但令人欣喜的是,作为公立或者非赢利学校从事远程教育的ISP(网络提供商),老师和学生的侵权行为将不被视为学校的行为,许副司长详细讲解了相关的免责条件。据悉,许副司长正在协助国务院起草关于版权问题的规定,论坛主持人北京交大陈庚建议: 一些学院的网络教育课件制作中出现的问题,是否可以在规定中统统免责,不予追究?全场的人都笑了。
速度、规模量力而行
众所周知,高校信息化建设原来更多是重资源的开发,特别是重视本校资源的自我开发和本校资源的使用而轻实际应用,轻资源的共建共享;重专家评奖、轻学生评价,低水平重复开发现象较为严重,国家投巨资建设的资源,得不到推广应用。尽管我们在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需要稳步发展、量力而行。
最近,《科技日报》刊登的国家信息委员会的专家组成员的报告认为,到2020年,国家初步实现信息化,大约需要投资128万亿元。国家教育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谈松华在发言中说: “这128万亿是什么概念?2000年,我们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才10万亿元,也就是说今后不到20年时间,我们将把13年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用到信息化设施建设上才够,还有三次更新和人员培训,这是不可能的”。
在最近的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区别不同地方的三种远程教学模式: 条件最差的教学点,只要有一台能看光盘的机器就行了,就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计算机教室可以和网络连接起来,条件再好的搞校园网。“我们宁可留出今后发展的空间,也不要一步把它在很短时间内把什么东西都搞得最好”。
除此之外,重复建设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谈松华认为,“不一定每个学校都建校园网,局域网,在一个地方集中搞个网,各个学校和它连接起来,可以节约很多经费”。同时资源建设方面,要重视开发,开发以后要利用,加大优秀资源的推广力度。在这个问题上又要考虑市场、政府、学校之间的相互关系,市场起什么作用,政府起什么作用,学校起什么作用,这几者之间要协调好。
作为一个建设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需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资源整合、追求效益,走一条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发展路子,在战略与策略的选择上,要从实际条件出发,突破重点、整体配套——部长、院长、专家、教授,记者在论坛的发言中听到了许多这样理性的声音。理性的探索,加上认真的实践,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步伐将迈得更加稳健。
从“建设信息化校园”到“重建信息时代的大学”,从一小步到一个时代的跨越,中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路还很长。
■ “2003中国高等教育信息化论坛”精彩发言
吴启迪(国家教育部副部长)
怎么样把中国教育信息化的事业能够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中国教育信息化的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持续需要相比还不够,和未来的需求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在教育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当中,已经有了一些开拓和进步,但是要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信息技术产业。教育本身的大发展需要不断的经济支持,发展教育信息技术产业也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我们高等学校已经具有了一些高科技的优势,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可以使这方面的优势得到发挥,但在这里,我们当然也结合了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这对于高校来讲也是一个可以抓住的机遇。
章新胜(国家教育部副部长)
教育信息化对我们整个的教育理念,对我们的教育和学习的方式都是一个带有革命性的变化。国务院确立,要在本届政府这五年时间实现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国有479个县,其中西部占370多个县,目标是要达到2007年实现85%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且青壮年文盲率要降低到5%以内。要实现这个目标,信息化可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教育信息化不仅是带动教育现代化,而且使我们全国一亿两千万农村的儿童今后也有享受到同样的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教育的机会平等问题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这方面发达国家都走过了很多曲折的路,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现在教育信息化的进程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跨越式发展的机会,通过教育的信息化实现教育的机会平等。
谈松华(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是一个过程,它不是宣布哪一天大家都进入学习型社会了。如果十六大讲的在2020年进入学习型社会有没有可能呢?可以说开始迈进学习型社会,正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可以说开始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一样,其实是低水平的高等教育大众化,50%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指标。为什么说2020年有可能?因为根据现在的规划,2020年我们国民生产总值将突破人均三千美元,就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基本实现现代化,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完成工业化以后,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就可能进入后工业化,我们可能开始进入一个学习型社会。
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们有可能在2020年开始进入学习型社会,但是是低水平的,同时是发展不平衡的,有一部分地区可能会快一点。
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多数有条件的师范大学应积极向教学科研性综合性师范大学转变,以适应信息化时代教师教育的需要。其他从事教师教育的院校,应充分利用全国的优秀教师教育资源,在人才培养中加强综合性,扩大自身的发展空间。
不久前由北京师范大学牵头成立了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在一个比较高的网络平台上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完成全国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提升和素质提高的工作,我想这个就是在继承以往教师教育的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教育部在教师的教育信息人才化培养方面又一个重要的举措。
林建华(北京大学副校长)
关于教育信息化,实际上参与到教育信息化,或者是参与教育的实体并不仅仅是高等学校,现在很多公司,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都加入到教育的行列当中来。我们国家加入了WTO以后,面临着非常激烈的竞争,但是教育信息化的主体始终应该是高等学校。
在管理体制上,北京大学准备设立CIO的制度。目前我们有一个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委员会,希望学校将来能够设立一位CIO,当然也可以是学校领导,也可以是这方面的专家,因为将来的信息化要涉及到各个领域,除了管理上的权威之外,需要管理人员要有专业的技能、专业的视角。
胡东成(清华大学副校长)
狭义的远程教育,是向校外辐射的这部分,但是还有广义的远程教育。真正意义上广义的远程教育在清华大学有两类,一个是校内的网上教学,一个是校外的远程教育。现在我们的做法是,以校内远程教育为基础,辐射到校外远程教育,如果校内做不好,校外也做不好。无论从课件的水平、质量,还是说从网上教学管理,都是以校内为基础,但是反过来,校内远程教育和校外远程教育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现在校内的学生教育是以面授为主,远程教育为辅,而校外的远程教育是以远程教育为主,面授为辅,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清华大学实际上花了很大力气在做校内的远程教育,校外的远程教育以继续教育为主。
于云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谈到电大的功能拓展问题,除了自己办的教育之外,我们承接了教育部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这个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经运作了,现在有七八家大学的远程教育都在使用这个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主要的功能是两大功能,一个是为学生服务的,另外为教育机构提供所要求的服务。服务的模式可以是一体化的模式,从整个的教学开始,招生、教学过程包括考试都是一体化的。也可以按菜单自选,需要什么服务就选什么,这次湖南大学网院的考试就是用中央电大的公共服务体系做的。第三种模式是扩展服务,比如可以做一些课件。
黄荣怀(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学院副院长)
如何看待和评价网络课程?现在高教司基本按照论证的方式在走,有的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来做,有的说不清楚。在某一个验收会上,我以前是评人家的,这次我来接受你们评。从文字出版的角度来说,有出版制度和规范、标准,对文字教材出版有很严格的要求,这个出版是公认的。但网络上说不清楚,一个软件要出版必须有测试和登记,同样也是有标准的。作为网络课件,形式上看是有内容和技术,文字或者内容方面要根据出版的要求,软件也应该有测试和登记的要求。认证标准的推动需要有一个过程。有人说我这是一个课件的特点,不需要按照认证标准来做,但是认证标准的要求就是做网络课件最基本的要求,认证标准是最低要求,不是最高要求。
丁新(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
我始终认为任何一个高等学校不是每一个专业,每一个课程都是最优秀的,因此必然存在校外优秀资源的问题。清华大学也不敢说每个课程、每个专业都是最优秀的。因此我们在开发我们的课程,或者是校内的网络建设与校外的网络建设当中借鉴别人的课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学校引入校外课件的比例是全国最高的。
美国顶尖的三个大学在进行课件资源建设时,首先做市场调查,市场有了的话就不做了。我们现在是每个学校,每个教研室,每个老师一拿到科研经费,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这个课件国外是不是已经做得很高档了,他还要做,我们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严重。
申瑞民(上海交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
我们不可能做一个课件让大家都说好。因为在E-Learning教学中,你的学生是上千的,层次太多了。我们在正规的大学里教学,学生是通过高考入学,一个班水平层次是差不多的。在远程教学中你怎么可能说一个课件让一千个人都觉得好呢。我做得很好的课件,经过高考录取的50个学生说好,这是可能的,但是你让1000个学生说好,是不可能的。只能把我做的东西原汁原味地给学生。
我们在中国做E-learning,不可能一个Group十几个人在里面,一般是几百人、上千人,可能有的还有上万人。因学生的层次差得太大,我们只能首先从公共的共同点找出几个方式,然后针对特别的点做出特别的细则。
许超(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司副司长)
讲义如果是老师自己写的,老师就是作者,著作权就属老师。他讲的时候要发挥、表演,现在把它录下来了,录下来以后制成一个录音录像制品,著作权人还是老师。出版社如果将来把讲义整理成文字要出书,那个著作权也是老师的。
俞久平(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院长)
我是麻省理工学院工学院的院长,也是MIT公开课程的创始人。一年之前,我们在一个网址上放了50门试验性课程。即使这50门课程,我们也接受了大家很多的反馈。去年,这个网址接受了全世界一亿一千五百万的点击,这些用户来自于210个国家,收到全世界差不多一万个电子邮件,很多邮件都告诉我们公开课程材料到底是怎么用的。
公开课程材料已经可以让世界各个角落都能得到,大概南极洲就有600多次的点击。美国西雅图有一个信息,公开课程材料是Internet最酷的一件事情,它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酷的事情,这是一项大事业的开端。
陈刚(清华大学教授)
数字学校的内涵,我们认为数字校园是以网络为基础,使信息资源数字化,并且实现数字化的传播、数字化管理的建设。包括几个方面:1.必须要有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和网络应用设施;2.应该有标准、规范、丰富的数字资源;3.应该渗透到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公共服务、生活服务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和信息系统的应用。
简单地讲,包括基础设施、数字资源和系统的应用三个方面。
李晓明(北京大学教授)
我认为视频课程有独特的优势,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很容易做,而且对许多内容来讲是最自然的学习方式,还便于保护知识产权。
我们的做法不是要取代“教”,老师该教课还是教课,但是我们希望在比较大的尺度上能够在学校内部为教学提供便利。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如果课程在线上面有几千门课,全国的老师都可以看、可以学,不同的老师都可以借鉴,对整个教育是很大的推动,也会对很多学校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张筱华(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
北邮的网络教育的特色,我把它总结成两个方面,第一个特点,北邮的网络教育是面向企业办学,立足成人教育。第二个特点,谈到质量,用三句话来说就是严格的控制规模,完善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重视质量。我们的毕业生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全部都是依托企业,服务企业的。有两个特点,第一,毕业设计的题目,规定网络教育学生都应该选信息技术的应用项目。所以毕业生毕业设计的题目无一例外都能在企业中得到应用。第二,我们规定的指导教师可以是北邮的,讲师以上,但是也可以是我们企业的像移动公司、电信公司等等,要求工程师以上,比方高工指导我们的毕业生。所以我们很欣喜地发现,在毕业答辩的时候,这些与企业应用相关的题目有些是非常有价值的。
冯培恩(浙江大学副校长)
通过远程教育学习,学生们有他们特殊的体会。我们的一名远程毕业生考上了研究生,他说: “当年我高考失利,本以为完了,是浙江大学远程教育不但让我有了接受名师名校教育的机会,还使我通过接受四年的学习考上了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的研究生,这是我的幸运。”
顾宗连(中国人民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
人大网络学院成立了咨询服务部门。就我了解,成立这样的咨询服务在国内网络教育中非常少。
通过咨询服务,我们了解分布在全国各地学生反映的情况。我们每星期做一次调查,BBS上了多少次,咨询什么问题,咨询了多少次,本周内必须回答的最尖锐的问题是什么,有多少学生发表了多少批评。总的讲起来,学生的咨询服务占90%以上,批评占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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