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ICDE是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协会的英文缩写。协会现任主席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教授来自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曾是主管环球学习事务的副校长。

　　今年2月18日，由ICDE主办的两年一届的国际远程教育大会在中国香港举行。应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香港公开大学校长谭尚渭教授的邀请，和ICDE詹姆斯·泰勒主席的应允，本刊记者计划出席这次国际远程教育领域最具规模和权威的盛会，但记者中原因故未能出席，而只能授权赴港参会的上海远程教育集团吴钧副研究员，以本刊特约记者的身份，与詹姆斯·泰勒教授进行了一次近距离对话。对于记者的到访，香港公开大学遥距与成人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伟远博士给予了盛情接待，并专门派中心的区婉斯小姐做记者的随同译员，共同完成了这次“高阶访谈”。本文以记者吴钧与詹姆斯·泰勒教授的对话为主，编辑部在其对话之后略做了补充性评论，目的在于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我们的采访意图和编辑思想。

　　【关键词】远程教育； 教育模式； 学科定位；未来大学； 服务贸易

　　吴钧：您好，詹姆斯·勒教授。我们是《开放教育研究》编辑部的记者，来自中国上海。其实，我们的读者，包括我们本人对您并不陌生，因为您在出任ICDE主席这一职务之前，在您任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主管环球学习事务的副校长时，本刊就曾经向中国读者介绍过您的The Fifth Generation of Distance Education。现在，您作为ICDE的主席，能否再为中国读者介绍一下开放与远程教育在世界范围的发展现状？

　　泰勒：谢谢你们的到访，也谢谢对我给予关注的广大中国读者。

　　我首先就《第五代远程教育》这篇文章再做些阐述，然后结合我的阐述回答你的问题。我认为，远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所实施的环境，因此不同国家也就会给予不同的回答。我们所要讨论的基础设施指的是技术应用后能够到达学生的部分。通常情况下，某一国家的远程教育会受不同学生所获得的技术的限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策略是广播电视、录音录像这类教学媒体，也许它的邮政服务不畅影响着教与学的传输速率。而在其他一些国家，邮政服务也许是一项主要手段。也就是说，函授形式的远程教育更受国民的青睐和欢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要求面向大批量人员开展对话式的远程教育。在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我们给不同对象以不同的教育，学生可以有很多选择，包括访问因特网、视频会议、音频会议和函件。通常的情况是，可以使用五代远程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所以，我原来所在的南昆士兰大学使用的就是我们称之为高度融合的混合模式，即综合使用了印刷、音像、以及网络等等。这种模式确实依赖于学生能拥有什么技术。我们有一些全部上网的课程，这种课程没有面对面，也不使用邮件，更没有其他什么经验，只有在线。但这种课程仅是很少一部分。

　　中原：詹姆斯·泰勒教授虽然没有从全球范围直接回答国际远程教育发展的现状，但却从《第五代远程教育》的阐述中间接地分析了远程教育在世界各国发展的差异，并深刻指出了国家经济背景、信息技术条件与远程教育发展的关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远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所实施的环境”。澳大利亚的混合模式，是绝不同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即便是发展中国家，各国也不可能存在相同的模式。因为国情不同，所以“不同国家也就会给予不同的回答”。就远程教育而言，这里没有谁优谁劣，谁先进谁落后，只要与所实施的国家或区域环境相适应，模式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可以一种也可以多种综合。基于这一思想，泰勒教授也就很难对世界远程教育的发展做出我们所期望的结论性评判，这并不在于他的职务因素，而在于他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

　　吴钧：从1975年的ICCE（国际函授教育协会）到1982年更名为ICDE1（国际远程教育协会），再到1995年ICDE2（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协会），名称的演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机构内涵的变化。您是怎样看待开放教育与远程教育这两个概念的？

　　泰勒：我倾向于把开放与远程教育看作是一种灵活传播教育的方法。因此，就我而言，远程教育的特征在于使学生享有学习时间的灵活性，享有学习场所的灵活性，以及享有他们自己安排学习进度的灵活性。因此，我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与开放教育不同的方法。而开放教育的特征在于让人们获得教育，因此它的基本要求没有传统大学那样受到重视。在传统大学，你必须满足它的入学要求，而开放大学则非常重视教育的机会，愿意给更多的人学习机会，并采用更加开放的方式。

　　在我工作过的南昆士兰大学，仍然有入学要求，所以这所大学基本上就不是我们所指的开放大学。我们仍然是用一种模式培养着传统的校园学习的学生，我们也有75%的来自90个国家的非校园学习的校外学生，但这些学生都必须满足传统的入学要求。当然，我非常愿意看到传统大学变得更加开放，包括曾经给予我经历的南昆士兰大学。我在想，现在有大批的成人，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良好的学习动机，要是他们被允许接受教育的话，他们也一定能取得学业成就。所以，我希望将来会出现更加开放入学的大学。

　　中原：思维方式、思维角度的不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就不同。什么是开放教育、什么是远程教育？基本概念是清晰的，但在理论上我们却时常混淆，为什么“不同国家会给予不同的回答”，就在于文化背景、人文环境、思维方式等的不同。泰勒的认识，与我们对澳大利亚远程教育的认识就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影响远程教育的实践，包括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和网络教育学院的模式建构。看来，远程教育远比开放教育在认识上要复杂得多。相对于开放，远程只是手段，而开放则是整个教育所追求的目的。正如泰勒所期望的南昆士兰大学这所传统高校，它既有传统的手段、又有远程的手段，尽管目前还不是开放大学，但将来一定会走向“更加开放”。

　　吴钧：在函授教育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远程教育已走过了30年的发展之路，从整个世界远程教育的研究现状来看，尤其本届大会所收到的学术论文，您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有哪些实质性的发展？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我们去突破？也就是说，领域的研究者们正在关注什么，还有哪些热点（或盲点）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当然，我这是从学科体系的建设角度请教您的。

　　泰勒：开放与远程教育的研究非常多样化、也非常零碎。以我的认识，远程教育是一门实践驱动的学科。所以，我们的很多研究都可以描述为评价实践的行动研究。

　　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的很多教育研究倾向于采用系统范式评价远程教育实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远程教育研究不同于其它研究实践，它的研究实践是实验的、非常有说服力的。正因为是实验的，这无疑为我们留有更多余地并需要我们加倍努力地增加远程教育研究的实证数据。问题在于我们的研究经费，整个世界都非常困难，教育也不例外。我们的研究经费尽管不会太充足，但我们的远程教育研究却需要多学科化，尤其需要解决那些在远程教育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本次大会所讨论的就是实践中常见的问题，你们可以利用手中的媒体让读者开展远程教学方面的研究，或技术与教学结合方面的研究。而研究要对国家或区域教育系统产生影响，应用就必须是可以获得支持的。否则，研究就失去意义、失去价值。所以我认为，除了教学有效性研究外，我们还需要开展成本效益方面研究，而这些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需要大量教师的深入研究。

　　中原：泰勒教授给远程教育的学科性质定义为“实践驱动”，是基于领域的实践研究关注点而界定的，正因为关注点的多样化和非常零碎，所以他又强调远程教育研究的多学科化。学科定位、研究范畴及媒体导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重大问题。学科的发展、研究的应用、媒体的传播，都必须是“可以获得支持的”，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好在中国的学者已经感觉，已经行动，已经得到与媒体的相互支持，而作为媒体，更需要广大读者的支持。我们的读者既是读书者，又是开放与远程教育领域的实践者，更是整个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将是远程教育研究的必然之路。

　　吴钧：澳大利亚是个美丽而发达的国家，在那里，地广人稀，非常适合发展远程教育。这就如同中国，尽管中国还很不发达，人也很多，但地域广阔却很相似。几年前，中国的普通高校试点开办了基于网络的远程教育，这被爱尔兰学者德斯蒙德·基更博士称为“双重模式”的大学，其与“单一模式”的广播电视大学并驾齐驱。您是如何看待一个国度两种远程教育模式的？

　　泰勒：澳大利亚没有一所单一模式的远程教育大学，不像中国的香港和英国，它们存在单一模式的公开大学和开放大学。在澳大利亚，我们只有被称为双重模式的大学。前面我介绍的南昆士兰大学就属于这种模式，它有25%的学生属于传统在校学生，75%的学生属于非在校学生。我们所发现的是，原本为远程教育（非在校学生）设计开发的技术、课程材料和支持系统，现在却越来越多地被在校学生使用。许多在校学生出于某种原因，同时也注册远程学习。即使是校园学生也偏好灵活的远程学习支持系统。我们在此看到了远程和在校变得模糊的潮流。我想这种潮流对两类学生都有好处。他们由相同的教师教，完成同样的作业，参与同样的考试。所以我认为，双重模式有它的优点，问题在于传统大学如何向双重模式转变？几年前，UNESCO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未来的某一时间，所有大学都将变成双重模式。这种趋势现在已经出现，因为现在大多数传统大学已经有了一些网络授课、电子学习，这些开发一旦出现规模，双重模式的大学也就出现了。

　　我以为，远程教育对于传统大学的挑战在于，传统大学必须根据双重模式的需要改变学校管理、组织结构、以及教师的角色，才能适应未来大学的发展。大学的挑战更多的不是来自技术，而是教师的态度和技能，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面对面的系统工作。我相信，这种变化必将发生，而且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大学将向双重模式发展，双重模式的大学将多于只提供远程或面对面的单一模式的大学。

　　中原：我非常赞同泰勒教授对未来大学的认识。记得四五年前，UNESCO亚太地区办事处项目专家王一兵教授就曾预言，未来大学将走向双重模式，并将对单一模式的远程教育大学构成挑战。现在，泰勒教授再预言，未来双重模式的大学将多于单一模式的大学。挑战由危机引起，危机由竞争引起，竞争又引起挑战，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曾引起普通大学的危机，现在双重模式大学的发展又引起了单一模式大学的危机。挑战、危机、竞争、再挑战……我们的大学校长和教授们，依我看，都应该在常规工作状态下认真思考大学的未来，而思考又可以从远程教育的研究起步。

　　吴钧：的确如您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已经出现了66所双重模式的大学，而单一模式的远程教育大学，作为一个系统惟有广播电视大学一家。挑战也好、危机也好、竞争也好，无须言明。您是如何评价中国66:1这一竞争态势的？

　　泰勒：我对中国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它确实对单一模式的远程教育大学构成了挑战和危机。因为在我看来，双重模式的大学具有很强的研究实力和教学实力。如果他们能够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方面增加投入，那么他们就可以做到对学生更有吸引力，但这些学生必须具备充分访问网络的能力。事实上，我认为，这不仅是在中国，而是在全球的任何地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知识社会的背景下将成倍上升。有人曾预测，未来的25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将会翻一番，如果他们能够组织好必须的设施和经费。所以我认为，大学具有充足的市场需求支撑，同时这种巨大的需求和压力将迫使传统大学转变成双重模式，因为传统的面对面的教育系统已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惟有使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才能帮助大学满足这一社会需求，因为你不能也不可能持续不断地建立传统教室，即便建立了传统教室也不可能满足知识社会背景下的教育需求。10天前，我刚参加了非洲的一个会议，来自非洲各国的35位教育部长有个共识：非洲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需求已不能通过传统教育的单一模式得到满足，这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驱动，更是国际社会发展的驱动。所以我的观点是，今后50年，开放与远程教育不论是单一模式还是双重模式必将成为世界教育的主流，并将成为主要模式适应于所有高等教育领域。

　　中原：66∶1的竞争，按照泰勒教授的观点，今后的50年内都将成为“世界教育的主流，并将成为主要模式适应于所有高等教育领域”，这是一种双赢的结局。这又使我想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阿布杜拉·罕曾指出的，“开放与远程教育将是高等教育的领导者”。这是两位不同国际组织的高端人物在揭示未来大学模式上的不谋而合。66所双重模式大学在中国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25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促动了传统大学的改革。市场竞争法则就是这样，只有竞争才能促进自身发展。居安思危，是当代社会每一个人必须具备的素养，否则必将被社会淘汰。在“居安”中“思危”，甭说66所，即便是666所，我相信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前景会更灿烂。

　　吴钧：在您就任ICDE主席之前曾主管过大学的环球学习事务。以您的经验，能否为中国远程教育机构走向世界，以及国外远程教育机构进入中国提些建议？

　　泰勒：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当一个国家教育机构在另一个国家提供它们的教育服务，毫无疑问，这个机构就必须与所在国的某个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这样才有最大的可能获得成功，因为文化和管理支持在国家之间的一般合作中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远远比自己亲自管理的效果高出百倍，因为通过所在国的合作机构能使双方得到更好的沟通。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些国外学生作为独立学习者直接参加南昆士兰大学在线学习的案例。这些案例告诉我们，提供学生能够使用的服务是必须的，但只有很小的可能和少部分学生具备多种才能，如良好的英语以及要求不太多的支持，这些学生能够独立学习并取得成功，而绝大部分学生都需要很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母体学校和国外机构之间的合作就是最好的模式。

　　合作将是最好的模式。如果这种全球学习的需求持续上升，并服务于人们专业发展及终身学习需要，那么作为学校提供给学生的机会越多，学生最终能够享有的选择就越多。反之，享有的机会选择也就越少。所以，我们的教育应该鼓励学生在多种情况下进行独立学习的能力养成，否则很难想象南昆士兰大学有近90个国家的学生注册远程学习。

　　吴钧：远程教育要进入国际市场，与所在国进行合作的重要性我们已经认识，谢谢泰勒教授的指点。近几年来，澳大利亚已有很多的课程进入了中国市场，您认为澳大利亚是否会考虑引进中国的远程教育课程？如果需要，那么又有哪些课程适合澳大利亚的教育市场？您对已经译成英语或汉语的课程怎么看待？您认为澳大利亚人会选择中国的课程吗？

　　泰勒：问题在于课程所使用的语言。如果人们问我，南昆士兰大学的市场在哪里？我倾向于回答，在说英语的国家。为什么？我始终认为，文化交流中的语言能力是一个首要问题。将来有可能的话，我想会有一些昆士兰的大学与中国大学建立联系，从而推进两国文化和语言的融合。文化和语言，语言是第一位的。现在还没有足够多的澳大利亚人能说汉语。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推动这种交流。

　　关于后一个问题，我很难给你准确的回答。因为这里涉及很多问题，如课程的成本、课程的制作日期、以及课程提供的服务等等。优质的教育不只是包含教育的内容，更在于交流的语言。如果中国大学能够提供支持，并且语言也非常优秀，我将赞许他们的参与。有时我在想，现在北美课程或英国课程已经有许多澳大利亚学生学习，正如我们也有来自北美和英国的学生学习澳大利亚课程一样。然而，有时我又想，今后如何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呢？我感觉，价格和优质服务将决定市场或大学能否取得成功！澳大利亚大学的学生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国际，这里既包括远程学习的学生，又包括来到传统大学学习的学生。所以，澳大利亚有大量国际混合学习学生。它的好处在于能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因为人们看重交流的价值，能帮助人们相互理解而变得宽容。这对学生来说是有益的。

　　中原：中国进入WTO，高等教育也将面临全球化的市场挤压，而首当其冲的是远程教育。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交流的障碍、意识形态的不同……这些都将构成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合作上的困难。美国学者阿特巴赫曾在中国入世不久就向我们发出箴言，“高等教育入世，并非全球化明智之举”。抛开“侵略”的敌意，正视即将迎来的高等教育入世，我们做好准备没有？泰勒教授凭借他多年主管环球学习的经验告诉我们，合作是最好的模式，优秀的语言是合作的基础。教育的“出境”和“入境”，与其它贸易一样都有顺差和逆差的问题。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更应在宏观上运筹帷幄，为教育服务的国际贸易提供政策指导。中国的远程教育机构应该抓紧时间练内功，整合优秀资源，设计和制作出若干门能够“出境”的精品国际课程。“出境”课程可以采取先近后远的战略，如同属于汉语言文化圈的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事实上，这些周边国家已经出现了学习中国课程的市场需求。如我国的绝大多数大学，每年都有不少这些国家的学生，一些邻国大学也派人常驻上海某姊妹学校，共同研制开发适合他国需要的国际课程。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中国课程完全能够“出境”。但问题也同样存在，那就是我们的重视程度究竟如何？至少在我们的大学还没有专门负责环球学习事务的校长。

　　【编后语】第21届国际远程教育大会在中国香港落下了帷幕，詹姆斯·泰勒教授作为ICDE的主席，又为完成他的使命而奔波于世界各地——为不同国家的远程教育机构和人们聚在一起讨论和理解开放与远程教育，为机构和人们建立关系和开展合作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一位国际组织的首脑，能抽出他宝贵的时间接受本刊记者的访谈，不仅是本刊的荣幸，更是广大读者的荣幸。解读远程教育，提供交流与合作，既是泰勒的使命，看来也是本刊的使命。在全球，远程教育杂志已有很多，但泰勒认为办得好的并不多，他说，“ICDE很需要一种可供机构和个人共享信息的方式，也许需要更多的学术研究类出版物，如果我们能认真对待一小部分远程教育杂志，那么它对我们大家来说也许是很有帮助的。”泰勒还就他的《第五代远程教育》在本刊（2003.4）以中文刊发为由，设想如果中国学者的文章也能以英文在国外杂志发表，那对于远程教育机构和个人的交流是很有好处的。

　　对于泰勒主席的这一设想，我们将做认真研究，力求促成中国学者的国际论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