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正在从农业国同时向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过渡,您如何看待农业、农村和农民在这一过渡中面临的挑战?
王一兵:“三农”问题关系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既要解决农民当前现实的增收问题,又要从“三农”在中国的双重过渡中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出发,制定长远战略,才能取得最终主动,帮助农民渡过数字鸿沟,这是主题之一。
我们说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初见端倪,那么,“端倪”体现在何处?始于哪里?其实,中国和世界都处在
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过渡。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过渡?比如,这一过程有多长,在过渡过程中,中国会经历怎样的矛盾与阵痛,将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从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至今,经过了200多年,过渡的结果如何呢?我们看到,有30个发达国家是已经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国家;有49个最不发达国家,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或者说刚刚与工业社会搭上边;世界大多数国家还处在过渡之中。也就是说,两个多世纪以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只有少数国家完成了,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完成。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还出现了差距越来越大的状况:1991年,世界上的最不发达国家有41个,到了1998年,这个数字达到了48个。可见,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间很长,可以世纪来计算;过渡过程又是非常复杂的、不平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其不平衡的反映。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这个过程也将是长期的、复杂的。
当然,过渡的快慢、成败取决于多种条件和因素,教育普及的程度和快慢则是重要特征。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此后,世界上几乎所有高等教育的权威都预言说,从8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将不会再出现增长。但是,现在的事实证明,他们的预言都失真了。美国60年代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4%,而1996年已经增加到82%,欧洲也是如此,虽然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一直存在,高等教育仍然持续增长。这就是因为发达国家当时已经开始向信息社会过渡,人们认识到,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知识、技能成为国家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世界银行专家提出“国民财富新标准”,认为目前全世界人力资本、土地资本和货币资本三者的构成约为64∶20∶16,这意味着人力资本是全球国民财富中最大的财富。
钱学森先生在十多年前曾提出,到2021年,我国应当“为每一个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建立必要的体制”。他警告说,再不放弃陈旧的观念,再不认识人民素质提高和公民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就要犯大错误。对于钱学森先生的这番话,当时不少人不以为然,今天看来,这个“预言”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双重过渡中的最大挑战是“三农”,“三农”在这一进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三农”问题的主体——农民在受教育程度、知识、能力、技能方面的巨大差距,是如何较快提高其教育、知识、能力、技术水平。
记者:您有一个提法,称网络远程教育是农民渡过数字鸿沟的“金桥”。那么,解决农村数字鸿沟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性,您觉得可以从那些方面来认识?
王一兵:中国农民的受教育状况是比较令人担忧的。从农民中间的大学生人数来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0.5%;而在发达国家,24~64岁的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澳大利亚占24%,德国为23%,瑞典28%,美国33%,英国21%,挪威29%,新西兰25%,加拿大47%。中国农民在受教育方面的差距制约着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制约着中国的总体竞争力。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近年发布的历次《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竞争力排名虽然是在上升的,但在几十项指标当中,拖后腿的往往是教育和科技。
在走向信息社会的进程中,人们必须拥有获取、加工和使用数字信息的知识能力和技能,必须有教育的大面积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鸿沟就是知识差距、教育上的差距。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民都处于数字鸿沟的最底层,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农民。
正是从这样的思路出发,我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为处于数字鸿沟最底层的农民做些实事?如何使网络远程教育成为农民渡过数字鸿沟的金桥?从现有实践看,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取得成效的。
我十分赞赏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开展的“北京农村远程教育及信息服务工程”。这一工程利用卫星综合网络开展农村远程教育与信息服务,做了一个可贵的尝试。比较而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所开展的工作,更加贴近农民的生活,更符合农民的需求,农民能够及时得到技术的、知识的、政策的实用信息。利用卫星宽带进行传送,超越了山脉、河流的阻隔,适合国内的地域状况。这项工程的技术起点比较高,但建设成本并不算太高,不用花很多钱,就能为农民尤其是边远山区农民过渡数字鸿沟搭一座金桥。去年“非典”,今年禽流感流行中,它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好评。事实证明,对于农民,数字鸿沟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从北京农林科学院的试验中可以看到,只要达到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经过必要的简单培训,农民就能够走上这座“金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政策信息,成为从信息社会得到好处的人,而不是远离信息社会的人,更不是被远远抛到后面的人。凡是来看过的国外一些相关机构和人士,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表示愿意对这一试验进行资助。
还应当看到,在农村开展网络远程教育,使农民也能搭上信息化的快车,其作用不仅有利于农民在经济上脱贫致富,这样一个网络对农村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新农村,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帮助农民实现跨越式发展也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从全社会范围看,网络远程教育也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课题,也有不少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直接面向农民的网络远程教育是不是更会面临一些困难呢?
王一兵:通过卫星宽带网开展农村远程教育,直接服务农民,在发展中国家,多处于试验阶段,需要深入研究很多问题。这里简要地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农民们不见得都能很快认识到网络远程教育的意义,认识到渡过数字鸿沟的金桥已经搭建在家门口。如何让农民充分利用这个网络,积极接受远程教育,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并不断总结经验,在技术上、内容上更加贴近农民,使更多的农民理解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桥”。
第二,要下大功夫对农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查研究。这需要有人一直在最基层跑,努力了解农村的需求,掌握需求的变化。反馈应该及时,把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的需求以及需求的变化,把农民的应用程度,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反馈到学习资源的制作上。
第三,远程教育的内容要尽量大众化,更贴近农村特定的受众。农民需要“大白话”,要使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图文并茂,增强视听效果。课件的文字、语言、图像,都要生动活泼,让农民喜闻乐见,一看就懂,一看就喜欢。在这方面,需要在实践中积累课件的开发经验,需要投入人力、物力。我们的对象是农民,其中有很多是中老年人,是妇女,所以不能摆出一副给学生上课的架式。
第四,在技术上应当不断开发,尽量降低成本,减轻基层和农民的负担。这对农村、农民非常重要。也希望政府机构和全社会给予足够的重视,作为扶贫和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重要战略,给予大力支持。
第五,各方面的协调、合作也很重要。比如,“两基”实现、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农村小学一校多用、星火计划、燎原计划、教育系统网络、农业系统网络等等,如何结合起来,实现平台的、资源的整合,避免重复浪费,都是值得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总之,我认为,通过卫星宽带,为农民搭起渡过数字鸿沟的金桥,把数字鸿沟转变为农民的数字机遇,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不可估量,不仅是应当的,也是可行的。希望社会各方能够对这方面的事情给予持续的关注。
记者:数字鸿沟已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能否请您讲一讲国际上的一些重要动向。
王一兵:数字鸿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去年12月10日国际电视联盟(IUT)与联合国教科文等组织合作,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信息社会首脑会议(WSIS),联合国秘书长专程到会讲话。消除数字鸿沟是会议通过宣言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这一次会议重点放在宣言和相关战略、政策探讨,2005年在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首脑会议就将制定具体行动计划和项目,朝着填平数字鸿沟方向作出切实的努力。
数字鸿沟也是2000年西方七国首脑冲绳会议的重要议题,会议并决定将这些国家对外援助的一定比例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数字鸿沟。
有关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发展署、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等,都在各自管辖的有关领域内,启动了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和试验项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已决定与中国全委会、保定农业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于今年10月召开国际研讨会,探讨通过农村教育的革新和伙伴关系的建立,把数字鸿沟转变成农民的数字机遇。此议一出,立即得到驻京有关联合国机构的响应。可以想像,10月的会议将是一次交流经验、扩大合作、共同探讨,帮助处于数字鸿沟最底层的农民走出数字鸿沟途径与战略的一次盛会。
数字鸿沟各国皆有,美国也不例外,只是程度不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开始较早,由于在通讯等基础设施方面城乡差距已不是很大,解决起来较发展中国家相对容易一些。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并非都无所作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要把数字鸿沟转变成数字机遇,从而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印度的一些研究机构和公司,针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需求,已经进行了几年的研究和试验,有些试验项目如斯瓦米纳登研究基金会在印度南部发起的农民数字广场(e-chaupal),马来西亚的“多媒体超级走廊”(MSC)计划和在广大乡村推动的信息化建设,更是以在信息化方面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国际上的动向说明,中国要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和跨越式发展,不可不把“三农”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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