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嘉宾
保罗·克拉克(Paul Clark)博士: 英国开放大学副校长
罗宾·梅森(Robin Mason)教授: 英国开放大学教育信息技术中心(CITE)主任
丁兴富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技术.远程教育特聘教授
陈庚教授: 北方交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夏巍峰先生: 《中国远程教育》杂志(资讯)执行主编
主持人
李轩仪: 《中国远程教育》
杂志社记者
实施教育的方法
《中国远程教育》: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英国开放大学和我国远程教育领域的专家参加我们的“远教沙龙”活动,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一起来分享在远程教育事业中的心得和经验,并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首先请问一下保罗·克拉克博士和罗宾·梅森教授,在你们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远程教育状况有什么样的了解吗?
罗宾·梅森:在我来之前,我对中国远程教育的印象主要来自于到欧洲参观的中国访问学者,另外就是来自于我阅读的一些文章。从这两方面得到的信息,有两个印象,一个就是学生的数量巨大,我们认为我们的学生量已经是很大了,但是跟中国的学生量比起来简直是不值得一提。再有一个印象,和欧洲的学生相比,欧洲更侧重于怎么样给学生提供支持和互动的机会,以及教师、学生之间的交流。但是我从这两方面得到的信息是中国的学生似乎有一点不同,感觉中国的学生更多的依靠自学,或者说不太需要教学支持方面的东西。
丁兴富:刚才罗宾·梅森教授说的中国学生可能自主学习性比较强,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也碰到一些问题,就是中国有一种“追求文凭”的社会现象,大多数人很注重考试、考试的成绩,以求得最后的学历。目前中国远程教育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怎么让学生注重学习的全过程,真正地学到知识,而不是单纯地追求一张文凭。据我所知,中国远程教育有一个很强的部分,就是面对面的教学,这个成分比国外要多,中国电大系统也存在较多面授。
罗宾·梅森:这个面授的比例有多大?
丁兴富:很难说,有的地方是百分之百全部面授,有的地方不一定。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通过个性化的教学,通过网络建立平台等手段来加强远程教学的交互性。现在两类都有,一类是同步的,一类是异步的,我认为这个在中国才刚刚起步,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
陈庚:我认为中国目前远程教育的发展状况非常不均衡,这是一个特点。比如说像现在的远程教育有几类:函授教育,网络教育,电大和自考。在交互方面,函授教育一般是一年两次。我们学校每个学期有两次和学生的交流,都是老师到函授站去,一次去辅导,一次去考试,征求一下意见。而在毕业设计和毕业答辩的时候是一定要回到学校进行的。最后有的学位还要穿上学位服,戴上学位帽在学校留个影。就像保罗·克拉克教授说的,可能你们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全家都要到学校庆祝一下,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
作为网络教育来说,应该是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也存在一个不均衡的现象。有的学校学生的网络教育交流就很淡漠,几乎就没有。但是有的学校的网络教育交流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热烈。我曾经看过一个网院的帖子上说,网上答疑挤死人,热烈得已经到了塞车的程度。
罗宾·梅森:我们大概在10年前也是出现同样的情况,那是没有很广泛的使用Internet之前。我们也打算跟学生进行实时的交流。当时的教授也有同样的担心,会不会一下子有很多的问题,我根本就回答不过来,所以我们也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们让学生意识到,在他的周边有很多跟他一样的学生有同样的问题,让他感觉到可以和大家进行交流,因为很多是成人或者是有工作经验的人,他们可能在某一个领域是专业的,可以帮助这个学生解答问题,所以不会把这些压力都直接给老师和教授。还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我们会把学生组织在一起,我们设计一种活动框架让学生自己组成一个小组,比如说三五个人一组,给大家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大家自己来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阶段教师是不参与进来的,让他们充分讨论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一段时间之后教师会介入进来,对学生所讨论的结果进行评论和总结。这样一来可以减轻教授的负担,二来也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
陈庚:中国也正在发展,有的学校还是不错的,但是总的来看还是不尽如人意。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学习能力上有一些问题。学生是不是有问题很愿意和别人交流,很愿意提出来。现在网络学院的学生有200多万(加上电大),这些学生有多少人可以熟练地上网使用工具还不清楚。我调查过,从我们一进校就开始培训,过了相当时间还不能熟练上网的人也不少。还有一个是受经济因素的制约,现在有很多学生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他的家庭上网需要的费用因此也受到一些限制。我们现在教育重点在西部发展,很多西部地方本来收入就很低,很多的职工一个月才四五百块钱,那么学费就是一年的收入了,他是上不起这个学的。还有一个是技术问题,在大城市上网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些边远地方条件很差,无法上网,这样就制约了发展。
罗宾·梅森:刚才陈教授提到的问题在英国也存在,甚至到现在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使用网络进行教学的问题,当受很多因素制约不能利用网络实现远程教育的时候,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手段来实施远程教育。如果做一个调查,问哪种手段是实施教育最有效的方法?很多人还会说是书本。不管是受经济还是技术因素的制约,在网络暂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网络就不能开展任何的教育和不能做任何事情,实际上离开网络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有效的方法来实现远程教育。OU(英国开放大学英文简称)从1988年就开始引进网络教育,我们知道这个困难,所以我们先引进和网络相关的课程与技术,然后才是经济工商类的课程,一门课一门课地引入,让学生有个逐步接受的过程。
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不同地区和文化的因素。任何国家必须基于各自的文化基础和特色,用不同的手段,根据你的技术发展程度来实施多种远程教育。我觉得可以用一些传统的,比如说电视,一步一步培养学生的这种独立使用技巧的能力,一步步来完善远程教育体系。
教学和服务
《中国远程教育》:我想问一下保罗·克拉克博士,我们都认为开放大学是全世界远程教育成功的典范,您身为其中的管理者,您认为这么多年走过的路,成功的经验有哪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保罗·克拉克:我在学校工作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对学校整个的发展比较了解。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个:第一,我们坚持一定要注重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教学和服务,其中包括一些书面教材的开发、电视节目和音像制品的制作、高质量的教师队伍的建立和培训,保证他们能给学生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学。
第二,建立起一个非常高质量的知识体系,能够给学生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支持。早期OU大学刚刚建立的时候,可以说它的一切行为是在公众或者是在传统名牌学校的关注之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或者做得不好,就有可能受到大家的指责和批评。我们所有的书都是公开发行,大家可以在任何地方买到,如果别人看到这个书觉得不好就会受到批评;同时如果电视节目和质量出现了错误,也都会受到批评。同时学生本身给我们带来了名誉,为学校扬了名。这是OU可以跟传统大学相媲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的学生都是25岁到40岁之间的成人,他们是要学习和工作兼顾的,这样就要求学生必须有很强自主学习能力和自律能力,把自己在学习、工作、家庭几方面的责任都安排好,注重高效。如果学生能够非常好的安排好这几个方面的生活,就已经体现出他的能力了,他的价值也就体现出来,被他们的公司或者是家庭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我们学生帮助我们建立起了信誉。
丁兴富: OU是从一开始就不招20岁以下的年轻人,只招成人。我们一开始就是招普通的高中毕业生。现在我国教育部要求远程教育必须是招在职的或者说是社会人员。
保罗·克拉克:中国的远程教育一开始侧重于年轻人,而年轻人更注重时尚和现代化,教材和格式都不可能像成人一样。这让我想起一个问题,我对中国现代通讯发展速度特别吃惊,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手机。作为中国远程教育领域的专家来说,有没有考虑把手机用到远程教育当中。比如说语言教育,发一个信息告诉年轻人,这是你今天要记住的单词或者是句型,就是把现在的设施运用于远程教育。这是值得探讨的,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
丁兴富:我同意这些说法,世界上没有一个超级媒体,也没有一个过时媒体,就是看你用得好不好。不要说手机了,中国的电话还没有用得很好,还有教材,我们的教材跟国外的差距很大。眼睛只盯着Internet,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教学设计做得不好,不适合自学,怎么可能在Internet上发布的教学内容适合自学呢?同样不适合。所以刚刚出了一个新的技术,就把以前的全部都丢到脑后去,这个做法是不适合的,发达国家都没有这样做,在中国更不应该这样做,尤其是我们这么大、发展这么不平衡的一个国家。我认为两位教授提出的这个建议很值得我们反思。
陈庚:刚才说用手机来完成远程教育任务,教育部很关注这个事,两年前就做过关于移动教育的计划。还有我觉得丁教授讲得非常好,就是最核心的东西不在于用什么样的技术,而在于教学设计。应该这样说,新媒体它的表现形式更丰富,带来的效果应该是更好。但新设备也有它的毛病,需要新的熟悉和掌握,同时还有资金的问题,比如说我买一本书便宜还是买一个电脑便宜?打一个电话容易还是上网容易?关键看你是不是真正能够充分地把远程教育的理念和教学思想融入其中,这个要比采用什么样的媒体更重要。
保罗·克拉克:我们一开始也是比较鼓励学生用传统的学习方式。大概15年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学生也是不能够一下子接受使用计算机或者是Internet来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的普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我们也开始通过网络为学生提供增值服务,让他们认识到使用这种媒体带来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现在的状况是现代手段和传统手段相结合,给学生提供有价值的远程教育,这已经被学生认可和接受了。
教育产业
《中国远程教育》:据我了解,对中国远程教育机构的管理者来说,远程教育所具有的产业属性,或者是市场化属性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挑战和困惑。不知在座的各位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丁兴富:关于教育是不是一个产业,能不能产业化,教育怎么面向市场,国内争论得很厉害。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比较同意一点:教育是一种基础性的、前瞻性的、全球性的产业。
保罗·克拉克:其实英国也存在这方面的争议。有很多现象是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产业化这方面的话题的。第一,学校的设计框架分几个不同的部门,某个部门可能用现代手段实施远程教育,需要网络公司提供服务,而它本身就是一个商业化盈利机构。第二,你是不是设计出了你的可以出售的产品和服务,比如是教材。远程教育作为一种工业化的形式,有着很明显的分工。一部分人负责开发资源,一部分人负责辅导等等,这是与传统教育不一样的。传统教育是一个老师负责这些学生上课的全部。现在使用Internet这种明确分工倾向愈加明确。
但是我认为,一个学校的使命还是保证教育,保证教育质量,给学生提供很好的服务,不管你外面怎么讲产业化和商业化,这是最基本的,不能变的。
丁兴富:我们中国的情况很类似。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到今天为止,英国给开放大学的拨款相当高,学生交的学费只占了一个很小的百分比。我们中国不一样,中国全日制的高校每一个学生是有培养经费,但是我们的远程教育不管是电大学生还是网院学生,国家没有拨款,全是学生交费的,这是我们现在碰到比较大的难题。我认为财政拨款体制存在歧视倾向。
第二,发展远程教育是需要一些投资的,但普通高校的原始积累不够。怎么办?政府不给,而公司愿意加盟,所以很多IT公司就介入,双方成立合作公司。由公司投资搞平台和卫星建设。但IT公司是有商业目的的,要盈利的。这就使得中国远程教育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产业和商业市场运作的问题,这是很困惑也需要去解决的一点。你完全不考虑产业,我认为是不对的。但完全商业化,以利润为第一宗旨也是不对的。这个产业是教育产业,是以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宗旨的。生产这个产品的产业,和其他生产物质资料的产业是不一样的。必须要牢记教育第一、产业第二。
保罗·克拉克:关于教育经费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需求。而根据中国教育的发展现状来看,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还需要建很多很多所大学才能够满足。但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行的,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建很多的学校,这个教育资源是跟不上的。所以中国政府必须要考虑怎么利用远程教育来实现提高全民教育素质的要求,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OU为什么可以拿到政府的巨大投资来发展学校,也是有几个偶然的因素。一个是当时格拉斯哥·威尔逊首相讲过国家要投这样的一个学校,马上就有人跟进,说你上次讲这个事,就要让这个事情实现。中国远程教育的学校,可能要向社会和政府显示出你提供教育质量是很好的,你培养的学生和传统大学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是一样的,慢慢让大家接受远程教育学校也可以提供高水平和高质量的教育,这样才可以促进投资。这也许需要和中国的政府进一步沟通。
陈庚:现在政府对OU还有没有财政的支持?
保罗·克拉克:有的。
丁兴富:你们学生的学费占整个经费的多少?
保罗·克拉克:学生学费只占了1/3,政府给2/3。
《中国远程教育》:电大也是国家投资来开展远程教育的吧?
丁兴富:电大开创的时候,有过一些投资,就是维持这个全国电大的教职工的管理费用,其他没有,其他都是靠收学费。
《中国远程教育》:就是说政府对高等远程教育这一块实际投入很少?
丁兴富:很少,启动的时候有一些。既然这样,就要允许网院充分发展,就需要改变政策;当然也不能乱来,还需要有政策和规范管理,要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走这条路。
质量保证体系
《中国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是远程教育发展很关键的问题,开放大学在这方面有哪些成功做法和经验可以与我们分享?
保罗·克拉克: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因为这个问题对远程教育的成功是最关键的因素。我想概括起来有几点:
第一是学术质量要有保证。你的教材从学术角度来说应该是高水平的。
第二是教学质量有保证。你给学生提供的教学是高效的,让学生能够享受到这种高质量、高水平的教学。
第三是采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
第四是我们提供及时、高质量的的服务和高质量的学习支持。比如让学生可以顺畅地进入电子实验室和电子图书馆。
我们是从三个方面,四个部分来为学生提供一个高水平、高质量、高效能的服务和支持,并且建立一个系统,使这几个方面都能够做好。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校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举例来说,我们怎样保证开发出来的教材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学校开发教材的工作是由一个叫做“课程组”的团队来做。团队的老师同时做研究和教课,他们对各自的领域是非常熟悉的。而这些团队的人天天在一起,进行争论和讨论,保证研发出来的教材的高水平和正确性。
第二个例子,我们有很多专业的老师在全国的辅导站对学生进行辅导工作,每个老师最多带25个学生。同时专门有一个团队,从学术角度督导辅导老师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态度,以保证这些老师能够为学生提供正确的、高质量的辅导。除此之外,我们专门有一个教育技术研究院,每年会做很多调查问卷,收集学生对教师辅导和教学质量的反馈意见,以便他们进一步改进。教师的工作不仅是评卷,还被要求给予对和错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随时会被学校方面和有关学术人士审查。
陈庚:政府对OU一直有经济资助,而且OU的创办就是政府力推的一件事,那么政府现在对你们学校的运作方面有没有管理权?
保罗·克拉克:在OU成立的前20年一直是政府直接投资的,当时只有三个教育机构有这样的待遇,其他的学校都是通过中介取得融资。当国家成立了一个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之后,OU就开始跟其他学校一样了,是从这个委员会得到经费拨款。这也给OU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财务和管理方面的,以前政府投资属于政府预算,要求每年都要把预算全部花完。剩余和超支都不好,这一点对OU来说不是很容易的事。现在由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来做的话,这个灵活性就比较大一点。现在我们跟其他的学校和教育机构没有什么区别,政府对我们的指导和监管,都是一样的。
丁兴富:我的理解是他们的自主权与其他学校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
保罗·克拉克:是的。学校一旦接受了政府的投资,就要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做。很多学校想争取更多的自主权,就通过减少政府拨款的比例而增加科研的比例,这样可以增大自主办学的权利。但OU在这方面不太可行,因为OU从科研的角度来说,不可能像牛津、剑桥一样。
罗宾·梅森:我想问问丁教授,您在中国发展远程教育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问题是什么?是因为钱的问题没办法做到,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做?
陈庚:我想都有。
丁兴富:是的,都有。
中英远教合作前景
《中国远程教育》:我想知道中国庞大的市场对于英国开放大学有多大的吸引力?准备在这方面与中国进行哪些交流和合作?
保罗·克拉克:我们都看到中国的市场很大,但我们还是比较谨慎的,事先会对中国远程教育市场做很详细的调查。目前我们与大约16个国家正在进行合作,在海外有45000名OU的学生。我们也希望以后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为中国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远程教育服务。
保罗·克拉克:与不同国家合作,存在语言转换的问题。我们可以和中国在教材开发方面进行一些合作,中国可以把OU的教材拿来翻成中文,同时OU也可以把中国的优秀教材再反过来翻译成英语,供OU的学生使用。当然两个方面都要注意内容本土化问题。
丁兴富:我觉得中英两国在远程教育上的合作前景很大。其实中国远程教育的起步还得益于英国的OU大学,两个国家在远程教育领域有天然的良好关系。1978年邓小平访英,谈到教育人才培养问题,英国首相罗斯就推荐了英国的开放大学。当时中国面临一个人才需求旺盛而经济条件不允许建设很多大学的状况。受开放大学的启发,邓小平才下决心建立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我们现在也有一个中欧远程教育合作项目,剑桥和OU几个大学都参加了。合作内容主要包括合作开发一些好教材、对教师的培训,尤其是运用IT技术来培训教师,包括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的培训等方面。
罗宾·梅森:您认为OU怎么样参与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或者说怎么样跟中国的远程教育进行合作?
丁兴富:最好的合作就是先对远程教育领域的教育者进行培训。因为中国做远程教育的人很多,包括网院、网校、电大等等,他们本身就需要培训。而OU有一个远程教育硕士项目,这方面也许是个机会。
罗宾·梅森:我们的确有远程教育硕士这个课程,可以根据中国的需要进行一些改善,和中方进行合作和推广。这需要丁教授的大力合作,将来开发出中文版本的。■
李轩仪根据录音整理 摄影 阿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