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继昌教授: 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秘书长

侯建军教授: 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副秘书长

郝成义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副院长

　　2003年10月中旬，由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秘书长严继昌教授与副秘书长侯建军教授带队，国内部分网络学院的教育工作者分别奔赴澳洲和欧洲，对当地高校的远程教育进行了考察，目的在于了解其发展状况，探讨合作可能。

　　本期“远教圆桌”我们请来了严继昌和侯建军两位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网络 教育学院郝成义副院长（他也是这次奔赴欧洲考察的成员之一）请他们一起来谈谈考察的心得与感受。

　　教学管理与质量保证

　　本刊记者:先请各位介绍一下国外网络教育在建立质量保证体系方面的一些成功经验吧。

　　郝院长:我个人对英国公开大学感受比较深，就讲讲它吧。众所周知，英国公开大学已经成为国际远程教育界的楷模和典范，在社会公众心目中也有很高的公信力。而它在1969年成立之初，同样被认为只是高等教育的补充，其办学质量也曾受到质疑。现在的成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建立的四个相辅相成的系统，四者共同构成了公开大学的质量保证体系。

　　一是有效运行的教学管理系统。校长、院长、学科负责人及其他行政负责人职责明确、互相配合，有效管理。

　　二是严格的教学评估系统。公开大学设有外部和内部两个教学评估系统。英国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Quality Assurance Agency，简称QAA）作为外部教学质量评估机构，与校内的评估委员会分别负责审查课程的质量，以确保学术水平和优秀的传统大学相当。

　　三是完善的教学支持系统。公开大学在全球共有300多个学习中心和走读学校，有大约7000余名特聘教师在实施导师制教学辅导及其他支持。

　　四是不断发展的教学研究系统。教育技术研究院（IET）是公开大学专门成立的一个组织，其主要任务是专注于研究成人远程教育，探讨如何从学生的角度改善课程和服务。它在使用传统技术和新技术制作、开发、评价、创新课程的同时，也为各院系和学校决策机构提供专业的质量保证服务。

　　严教授:我感受比较深的是澳大利亚的大学远程教育对学生学习过程的高度重视，而不仅是在最后考试上抓一抓而已。学校整体的教学支持中心不单为每个学生提供学习资料、免费复印图书参考资料、网上动态资料等等，还要求院系及时回答学生的问题，要求学生独立完成若干次作业。这些作业成绩会占到课程总成绩的50%-70%，课程考试成绩占的比例反而不大。这一点与我们不同，中国的远程教育课程总成绩中平时成绩只占20%-30%，主要是看课程考试成绩。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目前中国人诚信度差一些，教师总是担心作业是否是学生自己完成的。

　　本刊记者:说到诚信，我想知道国外的远程教育在考试的时候是否也存在作弊的问题呢？

　　郝院长:你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公开大学的相关人员。他的回答是“作弊在我们这里是很少的。学生中间，只想混张文凭，什么也不愿意学的人是让人无法理解，甚至是荒唐可笑的。”这跟他们整个社会文明程度较高，人的素质更高一些也有关系。不仅是这一点，我认为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网络教育的发展，这两点是教育的大环境。 　　

在教育部举办的“2003中国高等教育信息化论坛”上，英国公开大学介绍经验，
并表达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

　　资金来源多样化

　　侯教授:谈到质量保证和教学管理，我也想说一说。我个人的体会是欧洲远程教育注重的是教育本身，他们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和良好的教学支持服务，在学科建设方面也搞得很好。从一门学科的课程构成、教材的编纂，到师资力量、研究人员各个方面都是很强的。举教材编撰为例，他们是很舍得花钱的，课程由教授、管理者、教育技术专家和教育学专家组成的专门小组设计，并且与BBC等机构合作开发课程。一套完整的课程媒体主要包括:文字教材、录音带、录像带、CD—ROM、DVD、网上教材，以及直观实物、实验箱等。

　　严教授:澳洲的大学也是这样的，他们特别强调多种媒体教材的综合应用，哪种媒体教材对学习更有效就使用哪种媒体教材，重实际效果。

　　侯教授:考察的时候，他们搬了一大摞教材上来，就一门课的，我还以为要送给我们呢，结果让我们看一看，翻一翻，又拿走了。可见英国人太小气了！

　　郝院长:（笑！）那可都是人家的心血呢！不过像他们那样重金投入课程的开发、编写，对于我们目前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本刊记者:如此巨大的投入，资金从哪里来呢？

　　侯教授:欧洲大学网络教育运作的资金基本来自学校自身，这又有两方面，政府拨款和学费，国外的学费是相当高的。

　　郝教授:我还是以英国公开大学为例，高昂的学费的确是他们运转资金的重大来源，政府拨款实际上只能维持一个非常基本的水平，对于各类需要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学费之外，接受各类捐赠及对外的合作项目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来源。而对外的这种合作项目又来自两个方面:科研项目与为企业提供的各类咨询和培训。公开大学的商学院是欧洲最大的，在品牌管理、知识管理和创新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位于世界前列。正因为如此，每年都有超过4000家企业和机构选派内部管理人员去公开大学学习和参加职业培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广播公司、英国航空公司、IBM等等。可以想象，企业培训是多么大的一块资金来源。

　　另外，他们也卖一些技术和技术产品。在2003年6月发射升空的火星探测登陆器小猎犬2号就是欧洲宇航局委托公开大学理学院的科林教授（Dr.Colin Pillinger）研制的。

　　本刊记者:基本上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侯教授:他们的日子是比我们滋润多啦！

　　师生比例小，保证交互性

　　本刊记者:郝教授刚提到的“教育技术研究院”，能具体举个例子说说它对英国公开大学发展的作用吗？

　　郝教授:教育技术研究院作为公开大学的一个研发部门，在确保课程更新、提供优质服务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有趣的是，正是这个教育技术研究院，在对“网络对学习的促进作用”进行了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作用有限”。所以实际上，英国公开大学在对网络的应用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普遍和广泛，甚至让我感到有些吃惊。

　　本刊记者:这倒是比较出乎意料的一点。我国的高等网络教育在对网络的应用上似乎做得比公开大学好一些。

　　郝教授: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国家的网络教育在这点上与他们形成了一个对比，他们是比较强调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面对面的讨论和辅导，但对网络的应用比较薄弱。相比而言，我国的网络教育面授方面没有很突出，但我们对网络的应用是比较普遍的。

　　侯教授:我感觉他们更注重教育本身，注重师生间的互动和交流，而不过分强调技术。开放大学在英国本土设立了13个地区中心，各地区中心下面又设若干个学习中心，共有300多个学习中心。除有1100多名专职工作人员外，还聘请了7000多兼职辅导教师，有一个庞大的教学支持队伍。而他们的学生在第一学年都指定了一位课程辅导教师兼咨询顾问，负责该学生第一学年基础课程的教学辅导，并承担学生攻读学位整个时期的咨询服务，如提供选课建议、指导学习方法等。

　　郝教授:这是他们的一项导师制度。导师制度最初源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就是老师与学生的比例不超过1: 20，学生应定期与个人导师通过电话、电子邮件、面授辅导及计算机视频会议等方式进行沟通交流。在整个课程的学习期间，学生始终都能够得到个人导师的指导，同时，导师还将对学生提交的作业提出详细的批改意见。这样一来，学生的学习效果就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

　　严教授:澳大利亚大学的远程教育也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面授教育，大学直接派教师或者利用当地的教师在各个校外学习中心进行面对面的教学活动。除此之外，实践教学是他们很强调的一块。通常情况下，一年级的实验是通过网上虚拟实验来完成的，二三年级的实验要求学生到学校完成或在当地的学习中心完成。而中国的远程教育，面授环节和实验环节都比较薄弱，有的院校干脆就没有实践、实验类的教学活动，这对人才培养特别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来说，是个缺陷。

　　本刊记者:怎样快速、有效地实现学习的交互性，保证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似乎一直是我国高等网络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公开大学的导师制度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侯教授:这与东西方的教育思想以及学生的学习习惯有关系，西方教学较东方更为注重讨论和交流。

　　侯教授:我认为导师制度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可以聘请一些教授和博士研究生来兼职辅导。 　　

　　行业自律和行政监管

　　本刊记者:我们换一个话题。从保障网络教育的教学质量出发，国外大学在加强行业自律及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具体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吗？

　　郝教授:前面提到的英国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QAA）是一个政府资助机构，定期对大学院系的研究究水平与教学质量进行评估。这个排名非常具有权威性，直接影响到各个学校的招生工作和社会评价，因此学校也很重视，不敢在教学质量上掉以轻心。这种利害关系是很明显的，各个学校对自身的声誉非常珍惜，不会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

　　本刊记者:那政府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郝教授: QAA的权威性最开始是来自政府的强制力。政府赋予了它某种带有强制色彩的执行力，保证其顺利开展工作。政府并不亲自出面来做这件事，而是由第三方来做的，质量标准的制定也是由第三方来完成的。

　　本刊记者:看来政府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郝教授:对的，就好比是一场汽车比赛，政府只是负责制定比赛规则，自己并不当裁判，让别人来做，然后它就站到一边，看赛车手们的比赛了。

　　侯教授:据我了解，美国的“在线教育质量标准”，是由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主持制定的，这是美国教育部下设的一个机构。

　　本刊记者:英国的行业协会是不是与我国的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的性质有点类似？

　　侯教授:不太一样。我们的协作组还只是一个教育部下属的民间组织，更多的是一个服务机构，与英国的行业协会相比，所扮演的角色职责没有那么重，也不具备行业监管的职能。

　　本刊记者: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网院质量评估就是协作组来做的吧？

　　侯教授:是的，我们是参考了美国和英国的标准，结合我国的实际，做了一个质量认证和评估标准。网络教育学院的评估还有学习中心的评估标准现在都已经出来了，在2004年就将全面启动。我觉得经过2004年和2005年两年的梳理，网络教育应该进入一个比较正规的发展轨道。

　　本刊记者:那是不是意味着协作组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监管这方面将逐步具有行业协会的性质？

　　侯教授:这说不好。

　　郝教授: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国存在的行业协会，或者带有行业协会性质的组织，所起的作用似乎都不大，商界的尤其如此，当然我指的是目前。这与国外有很大的不同。

　　本刊记者: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问题留到下次再讨论。

　　体制与模式差异

　　本刊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考察各地大学的网络教育，其发展模式与我国高校网络教育的发展模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严教授:澳大利亚大学开展远程教育的主体是院系，办学主体和利益主体都是院系。由学校统一规划，每个学校设有远程教育教学支持中心。教学支持中心为院系开展远程教育提供服务，如负责远程学习学生的注册、学习咨询、分发学习材料、作业收发等等。我们着重参观了教学支持中心由计算机管理的教材自动分检搜索系统，看到了用条形码扫描、记录学生作业提交情况，为院系开发网络课程、图形设计、音视频教材制作情况，为院系培训使用教学平台的情况等等，其服务工作的规范性和自动化水平值得中国高校学习。

　　侯教授:欧洲大学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网络教育学院发展网络教育，而是大学本身发展网络教育，学生通过网络教育获得的文凭和通过在校学习获得的文凭是一样的。这是与我国的发展模式最不同的一点。前面所说的一种理想的导师制度在我国实行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为什么？根源就在于此。在于我们这种以单纯的网络学院为主体来发展网络教育，而且多个学科综合发展的组织构架和教育机制。

　　本刊记者:怎么讲？

　　严教授:我国高校网络教育的办学主体和利益主体都是网络教育学院，这种体制有时会影响院系办学的积极性，名师参与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

　　侯教授:网络学院本身是没有师资的，用的是别的教学院系的老师，而别的院系也有他的教学活动，这样教学安排上会有一定的不协调。我觉得网络教育学院必须要搞学科建设，开设的专业必须要有自己长期聘请的一批骨干老师，和各个院系既有联系，又不完全依附各个院系。

　　郝教授:我很赞同。网络教育要大发展，一个是体制问题，一个是社会大环境。

　　本刊记者:体制和环境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并且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具体实际。还是那句话，在实践中检验，在检验中发展。

　　非常感谢三位为我们带来国外网络教育发展的信息，开阔了思路，也引发了思考。在此也祝三位猴年大吉、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