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 女 地 的 诱 惑

　　外国远程教育巨头正在涌向中国，其速度和急迫的态势超乎人们想象。

　　2003年，在广州举办的英国教育展上，有三四十个英国名牌和非名牌教学机构进入中国，令观展的业内人士普遍吃了一惊。而最近的例子在今年4月17日，主要开发和经营“未来电脑”技术的中外合资企业IDV中国公司落户北京崇文区，与其携手而来的，是加拿大远程教育投资集团的巨额投资。本刊记者调查的结果，是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中国网络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世界的注视中摸索前行。短短四五年发展历史中，它自发裂变出远程学历教育、远程职业培训、企业E-learning三大族群，并各自发展成势。初步攒下的基业，向观望已久的国外远教巨头们证明了跟进开垦的可行性，而这几块相对平坦的沃土的存在，更向他们招摇着巨大的诱惑——在老辣的商人们看来，可以省去先期普及推广的高昂费用。

　　一切都顺理成章。涌进国门探险的域外机构突然多了起来。

　　记者了解到的中外远程教育机构“亲密接触史”的公开起点，是在2002年初。而据业内人士透露，早在2000年，就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域外机构前来表达“牵手”的愿望了。

　　一个能令外部资源如此心动的行业，若非一片空白的处女地，至少应当是一颗尚未充分成熟、而且具备巨大生长潜力的青果子。混沌之中，严整的秩序尚未完全成形之际，对一个有远见而自信的冒险家来说，正是播下自己的种子，迅速占据“势力范围”的最佳时机。

　　晚清的中国，中原人有“走西口”的传统。贫苦农民在中原度日艰难之时，沿河西走廊西下兰州、新疆等传说中的神秘之地，寻找世外桃源和做发财梦。记者发现，教育产业巨头们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旅行，到处谋求投资办学的机会，其内因与上述中国贫民们远走他乡觅食求财的动机其实颇为类似。

　　随着欧美世界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不少教育机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源饥荒”。在某种意义上，“生源饥荒”造成的后果，与经济学中被人广泛引用的“经济危机”有着惊人的相似:资源过剩、成本高涨、企业效益低下或陷入负增长的恶性循环，乃至倒闭。而商业社会中的重要资源——资本，天生懂得迁移以趋利避害，寻找“新大陆”是教育资本大鳄必然的选择。

　　在远程教育行业，这种“资本拓荒”式的潮流是非常明显的:有中国远程教育发展“初级阶段”的巨大市场潜力的诱惑，有教育发达地区教育“生源饥荒”深化的推动，必然让中国远程教育产业，成为这些饥饿的大鳄们眼中的香饽饽。

　　人们把索罗斯这样的金钱嗜血者叫做“金融大鳄”。饱受金融危机折磨的东南亚人，曾像诅咒撒旦一样，诅咒这个在一夜间夺走他们所有积蓄和投资的魔鬼。然而，国外远程“大鳄”们来到中国的时候，看上去是一副“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美好模样。所以，他们与本土远教产业的结合，就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呈现出来:只有少数人追问他们的动机，准备利用机会壮大自己；更多的人用鲜花去迎接。

　　但愿这一切，不是愚人节互赠的玫瑰。

中外远教合作潜流暗涌

今年2月，“第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在北京举行，各国教育机构纷涌而至。

　　中国远程教育行业，真正的行业规范是从2003年开始才走上正轨，此前基本是处于诸侯并起、天下分封的“战国时代”——这是一片如此广阔而膏腴的土地，任何一粒正常的种子落在它上面，都可以生长得蓬蓬勃勃。于是，国外远教商也过海而来，悄悄地择地而栖，以图长久之计。

　　2003年，在广州举办的英国教育展上，有三四十个英国名牌和非名牌教学机构进入中国，令观展的业内人士普遍吃了一惊。而英联邦全球电子高校联合体（Uk eUniversities，简称UkeU）与北外网院合作推广的一项全新的英联邦留学预备课程——“雅普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伊人未至而其声已闻，吸引了不少注意力。

　　此外，美国惟一为整个银行业服务的全国性行业和职业协会——美国银行家协会(ABA)，也正为自己的银行家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登陆中国而四处奔波；主营MBA、EMBA、研究生课程、注册会计师课程等教育内容的美国迪弗莱大学，也正在秘密考察中国的教育市场，准备将自己的远程教育输入中国，其合作项目、学费等正在秘密协商之中。

　　今年4月17日，主要开发和经营“未来电脑”技术的中外合资企业IDV中国公司落户北京崇文区，与其携手而来的，是加拿大远程教育投资集团的巨额投资。加拿大远程教育集团计划到2006年通过“未来电脑”即OMS系统平台在中国大力发展远程教育行业，仅先期投资就达3亿美元。该集团坦尼亚女士评论，当她于2003年8月首次看到IDV OMS系统，并了解了远程教育是如何运作的时候，她就认为IDV“未来电脑”将是最好的在线教育平台。加拿大远程教育投资集团将大力推广适合中国的远程教育模式，使其成为中国教育的又一重要渠道。

　　据资料统计，截止目前，进入中国内地的教育势力，主要是来自教育、科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排名前十几位的国家和地区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香港、新加坡、英国、台湾、法国、德国、韩国。

　　国外远教机构中国“拓荒史”

　　根据记者掌握的材料，目前登陆中国的远程教育项目，除部分以未获承诺的跨境交付方式开展的项目外，以中外合作方式开展的项目正越来越占据主流。记者确切了解到的中外远程教育机构“亲密接触史”的公开起点，是在2002年初。而据业内人士透露，实际上早在2000年，就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域外机构前来表达“牵手”的愿望了。

　　早在2000年初，美国密歇根大学就已和上海交通大学签定合作办学协议，联合培养制造工程硕士，并于2002年招收第一届在上海学习、授予密歇根大学工程硕士学位的学员。课程中包括3门课的远程教学内容，由密歇根大学教授完成。这是中国最早的远程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试验之一。

　　2002年2月，英国利物浦大学及其全球远程课程协办伙伴K.I.T正式在中国推出自己的国际远程教育硕士课程。这批课程包括两个硕士学位，分别为工商管理硕士和信息技术理学硕士，中国学员可以通过网上小型虚拟课堂与来自英国、荷兰、美国等世界各地的学院交流。中国合作方为中国教育服务中心。

　　2003年8月，旗下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名校的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与韩国汉城数字大学宣布，双方合作创办中韩学士学位（专升本）网络教育课程，并于当年秋正式推出多媒体技术和工商管理两个专业。

　　2004年2月，首都师范大学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坎顿学院合作开设的远程教育课程正式开课。这些课程主要有:互联网、行为学介绍、语言行为学介绍、语言行为分析及防止课堂暴力等。学生每学完一门课可获得坎顿学院的3学分，全部学完语言行为学的高级课可获得由美国行为学协会颁发的证书。

　　以上只是我们在众多案例中，随意撷取的几个点，涉及的主要是远程学历教育。事实上，远程职业培训和企业E-learning范畴的合作，根据记者所了解的情况，起点更早，案例也更多，但主要是在企业间进行。而远程学历教育的合作，由于它的参与者和社会影响的特殊性，在此将成为我们关注的主要对象。

　　记者查阅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其中对远程教育的中外合作没有一条明确规定。在有关WTO的文件中倒是有规定，外方远程教育机构无权独立在中国国内进行招生，而必须与中国本土机构合作。而关于学位授予，只是在《关于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中学位授予管理的通知》中有这么一句:“除非因特殊的需要并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招收中国境内学生并授予境外学位。”但据记者了解，目前的情况是:进入中国的外国教育势力，单独招生和与中国本土机构合作的例子都有，只不过后者占多数罢了，并且一般都是承诺授予外方的学位，而其中真正“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实在没几个。

　　这是一条从本世纪初就已发源的河流。当初只是部分思想开放的机构在进行尝试性的接触，后来便点滴汇聚，万涓成河，如今已经蔚为大观。但是由于国家政策与实际操作上的种种限制，这条河始终奔流在地下，教育主管部门的地图上，并没有标出它的流向和脉络分布。它只是在人们的视线焦点之外，携带着所有包括清水、泥沙、枯枝败叶在内的总容量，默默流淌。

　　“外国人教书，中国人跑腿”

　　由剑桥大学、南安普顿大学等12所英国大学为主体，联合英国政府相关部门及私人企业组成的UkeU，是目前在中国比较活跃的国外远程教育机构之一。它在提供这些大学的学历和培训课程的同时，还管理远程教育平台，以便教学计划的顺利运转。目前国内主要有4家教育机构与其开展了远程学历教育合作。它们是:北大在线、奥鹏远程教育服务中心、华夏大地教育网、北外网院。据了解，以上国内教育机构均主要负责课程项目的宣传与国内招生，课程资源、财力支持等均由UkeU提供。

　　美国在线大学（AMERICAN ONLINE UNIVERSITY）是美国加州的一家社区大学，是美国最早的网络大学，由一对美裔伊朗兄弟创办。它主要通过提供网络教学的技术平台，代理美国加州大学、海岸线大学等高校的课程，向世界各地输出。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它曾与上海某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签定了双方远程教育合作办学的协议，根据协议，该校第一步将从它那里获得30门商务类培训课程的代理权，向国内推出。如果这个协议能够成为现实，那么该大学的主要任务，也将是负责招生和课程宣传，学生上课仍然是登陆对方的网站。

　　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已有的合作项目，中方一般都扮演着招生和课程代理的角色，而缺乏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这一现象，几乎已成为中国民间涌发的这股合作潮流的通行模式。综合对参与合作的单位和部分专家的采访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之所以形成这种类似“买办”的合作模式，中国对教育开放的政策相对保守是重要原因之一。

　　上文提到的上海某高校与美国在线的合作，记者第一次在电话中就相关情况采访时，该学院负责人十分热情，在详细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之后，还盛邀记者有空去该院就该合作项目“实地采访”。而事隔不过两周，记者再次拨打电话，该负责人态度大变，一副不愿多谈的口气，对前一次采访的内容一口否认，强调项目已经“不做了”。记者询问项目是否遭遇了什么困难，被告知是对方技术上有缺陷，中国对其网站有屏蔽。

　　然而，据记者从其他专家处了解，美国在线大学的教学平台，即使在美国也是十分先进的，根本不存在该负责人所言的技术缺陷。可以推测的原因在于，美国在线大学进入中国并未获得中国教育部批准也没有备案，而其近年来举动又太过活跃——与上海该校合作的夭折与此应有莫大关联。

　　这一事例，意味着中国对教育开放的政策并不很明朗，对于尝试中外合作的双方都存在不少风险。据了解，目前扩大教育开放的呼声很高，而在某些场合政府也表露出鼓励教育开放的意思，但在实际操作中，态度依然很模糊。有些比较循规蹈矩的高校，写了进行远程教育中外合作的申请递到教育部，希望能得到正式批准，但是都失败了。

　　对于外方来说，与本土机构合作，让本土机构负责招生宣传等事务，能够免于自己去教育部碰钉子，所谓“中国人的交道，中国人去打”。同时，本土机构在另一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对国内教育体制和政策方向的深刻理解，对民众消费心态的灵活把握等。与其合作，能够使自己在中国人眼里更具有亲和力，并能为他们迅速把握本地市场的气候和动向省不少力气。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即使失败了，损失由双方承担，也比单枪匹马在政府态度模糊的中国市场上闯荡的代价要小得多，财务上的风险也小得多。”中方合作者的心态是，无论如何，这些外国名校的牌子比国内名校要响多了，与他们合作，不用自己开发课件，打开市场也更容易，可以为自己日后做大打下基础。即使一开始赚不到多少钱，至少可以沾点这些名牌的光，提升一下自己的市场认知程度。北大在线合作项目负责人说，他们不指望这个项目能赚多少钱，他们看中的是引进这个品牌和它的资源。于是，“外国人教书、中国人跑腿”的合作方式，就此流行开来。

　　倾斜的“合作天平”

　　采访中，记者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这类合作中，有没有关于中国远程教育机构向外输出课程的内容？

　　大部分被采访对象都坦承，自己在合作中只负责招生和宣传，并无其他“非分之想”。只有前面提到的上海那所不愿透漏名称的高校，其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告诉记者，他们与美国在线大学协议中的合作是双向的，既许可了美国在线大学课程的进入，也要求对方许诺将来本院一些优秀课程的输出。他们有意在不久以后，通过美国在线大学的代理，向美国输出自己精心打造的“中国商贸班”的课程。

　　“有意”归有意，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英国全球网络大学与奥鹏远程教育服务中心的合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次代理商与代理商之间的合作。既然双方的身份对等，那么是否有可能实现业务上的“对等”呢？记者采访了奥鹏该项目的负责人，该负责人坦言，奥鹏有反向输出国内课程的设想，但是鉴于国内整个远程教育实力与国外水平差距较大，短期内这种设想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记者采访咨询过的专家，对本土商贸类、科技类远程教育课程全面输出的可能性，均持保守态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直言:“在目前的远程教育思想指导下，资源建设、市场模式、运作机制、资金投入等核心部分与世界水平相比都差得太多了！来找你合作做学历教育的几乎都是世界一流品牌，而中国最好的大学还挤不进全球前二百名，我们的课程拿出去毫无意义。”排除这一悲观态度之中所包含的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化因素，至少这一事实不是虚言，即囿于国内品牌的实力与知名度限制，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中国，短期内作为“远教倾销”对象的命运是基本确定了的。虽然在汉语教学、民族文化等个别领域内，我们的本土教育资源先天注定具有他人无法超越的优势，但是从总体来看，至少几年内将持续向消费市场的方向倾斜。

　　至于何时才能进入生产市场，或者融入实际平等的交流互动的国际市场，前述业内人士说:“那就得看我们自己的态度和努力了。”

　　什么是“传道”者的动机？

　　在教育全球化的今天，使用“殖民”这个概念似乎很不合时宜。但是记者找不到其他词语能够更加贴切地表达目前世界教育资源流转的驱动机制:陷入困境、逐渐消耗的资本，全力寻找新的扎根繁殖的寄居地，自商业社会成形后便历来如此，只是脱掉了征伐鏖战的暴力外衣。

　　“殖民”这个词，在纯商业语境下是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实际上，在商业法则里，对于资源欠缺的区域来说，资本的移入是受欢迎的，它意味着更强的发展动力和更多的可能性。中国也不例外。

　　除资本转移外，伴随其后的还有一系列扩张: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教育的扩张，教育的扩张是前三者的铺垫。而远程教育在整个教育扩张活动中，则被选择来充当了急先锋。在这一点上，国内大多数专家达成了共识。“在教育全球化中，远程教育的地位远远超出固定模式的面授教育”，湖北开放职业学院院长游清泉说。

　　实际上，2003年以前国内远程教育行业里已经有不少外来户。最初这些外来资本并非如眼下这样对远程学历教育虎视耽耽，而是更青睐于职业培训、企业E-learning。有专家认为，短短一两年间发生战略上的这一巨大转变，正进一步证明:域外教育资本的进入，“传道”的表象背后更可能是快速“获利”。

　　这里的深层原因还在于，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受政府力量主导的。由政府力量推动的远程学历教育，为网络教育在中国获得广泛的公众认同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网络教育的“形象代言人”。虽然在世界范围内，远程教育最大的生命力体现在远程职教、企业E-learning上，但是在中国，“中国人就认学历，就肯为拿张文凭掏钱”——这背后，有最初政府力量导向的因素，更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最先一批远教外来冒险者用很短时间看清了这一点，并逐渐明晰了他们在中国的“赚钱守则”，其中的重要内容即:赚中国人的钱要靠卖学历。■

“国产远教”能胜出吗？

　　“随着新一轮全球化浪潮，教育正在形成新一轮扩张，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趋势”，湖北开放职业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游清泉说。接下来就触到一个问题:这种扩张的趋势，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巨大的生存危险还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面对越来越多的抢滩者，问题正逐渐浮现出来:“国产远教”应当如何看待中外合作？在未来的正面交锋中，我们究竟有多大施展的可能性？

　　远程学历学位教育: 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探询“国产远教”的处境时，远程学历教育始终是许多业内专家关注的中心，毕竟远程教育已走过这么些年，它承载了中国远程教育行业从诞生到发展的使命。

　　游清泉认为，中国远程学历教育的规模、成本、质量是三大问题之所在。目前有六十多所高校在做远程学历教育，摊子铺得很大，院校实力加起来也很强，而1998年至今已过去六年，时间不算很短了，也积累起一点经验。“但是所有这些优势，都在重复建设、各自为政、铺张浪费中被消耗了”，他说。

　　此外，办学模式也不合理。远程学历教育在过去都是面向高中生搞全日制教学，很火。但是2003年出现一连串负面现象之后，教育部禁止了全日制网络教育，从此只能面向社会人士做继续教育。然而，目前开设了大量校外学习中心，采用几乎与在校生上课无异的定时定点的集中教学，社会人士很难适应。清华第一批以远程教育方式培养的硕士，其学习之辛苦艰难，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远程教育便利、自由的本义。其中一位曾对记者坦言:早知如此，不如直接去考普通在校研究生，付出精力要少得多。清华这批硕士的“炼狱之旅”也许并不具备代表性，但它确实暴露了我们目前所采用的远程教育模式的勉强。

　　试点院校与校外学习中心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隐患。有专家透露，目前学习中心与试点院校之间的关系都很紧张。工作由学习中心做，每年的学费收益，只有30%左右归学习中心所有，65～70%都必须上交试点院校。实际是将教育成本分摊到下面负担，学校收取高额净利。这种利益分配方式使众多学习中心缺乏动力，乃至引发了种种负面现象。

　　如此种种，使中国60多所试点院校的摊子普遍维持在低水平运转，形不成开放教育的层次，使中国远程学历学位教育自身内部无法形成有效的资源交流共享机制。换句话说，专家认为中国整个远程学历学位教育，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盘散沙。

　　从2003年开始的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为建设国家级远程学历学位教育资源库作出了巨大贡献，楷模是树起来了，但在推动校际资源交流、形成如已经进入中国的英联邦全球电子高校联合体（简称UkeU）那样的集群效应上，实际作用甚微。可以用一句话点破那层窗户纸:中国远程学历学位教育，缺的不是钱，而是符合远程教育本义的观念和机制。

　　WTO不会是挡箭牌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康飞宇认为，目前进入国内的外国远教企业热衷于学历教育，而国内从事远程学历学位教育的基本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远程教育只是它们“无足轻重”的副业，即使取消对学校来说也无多大损失。他同时认为，国内远教行业由于优质资源短缺、管理模式幼稚、办学定位不准，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帮助。“现代远程教育的本质是建立在优质资源共享上的开放教育，是学习者拥有最大自由的互动教育”。他说:“而国内资源建设目前还停留在简单的‘课堂上网’阶段，基本是由机械的电子文本和视频讲座组成。真正做到交流互动的太少。而远程教育发达国家相对过剩的资源输入我国国内，将有助于国内自身的资源建设和管理模式加快成熟。”但是，也有一些业内人士对本土远教的未来感到巨大的压力。在他们看来，加快国内自身的资源建设和管理模式成熟，需要的前提是:一，国内相关教育机构要迅速紧张起来，意识到“狼来了”；二，在深入接触国外机构的办学思想、市场模式的同时，要勤奋学习，最大限度地吸收和消化对方的“绝活”。

　　而就目前看来，国内真正意识到手中饭碗可能不保的远程教育机构并不很多，而直接与外方合作的学校、企业，也大多满足于充当课程代理、沾沾对方金字招牌的光而已。“这是无忧无虑的一群，情况有些令人失望和担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

　　目前，国内远程学历教育仍然受到政府的保护——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的限制，同时也是为其撑起的一把保护伞。这一因素，在国内远程教育市场的格局分布和变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这把伞在，至少短期内从总体上来说国内教育机构是安全的，国外机构想进来，必须在中国本土寻找一个合作伙伴，与其共享市场收益。但是，难以想象，随着国家教育开放政策的逐步放开，那些满足于浅层次合作、满足于充当代理的机构，是否会被挤入自己挖的“代理”的坑里爬不上来。不过，从世界各国对WTO中有关教育服务开放的承诺来看，尚没有承诺完全开放的。开放程度与本国教育科技发展程度基本成正比。教育科技发展较弱的国家，一般在这上面开的口子都不大。有专家认为，中国对外国教育资本进入国内的开放承诺的限度，在短期内变化将很缓慢。从长远来看情况又将如何变动，则很难臆测。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这一块市场两极分化的差距将被拉大。越来越多的国外机构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规模、技术、经营模式等走在前列的国内机构将优先获得“分羹权”，从而家底越发殷实。部分奋发图强的校企将真正开辟出自己的一块天地。而那些弱小的、平庸的，或者本来就在苦苦挣扎的机构，日子将更加难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真有可能在远程学历学位教育市场上出现。据业内人士估测，目前仅北京一地，从事远程教育的机构每年既有四百家出生也有四百家面临生死考验。

　　真正的出路在哪里？

　　所有的专家对于“国产远教的出路”问题，回答几乎都是惟一的:苦练内功。

　　被摆在首位的仍然是资源建设。国外的课件已经十分先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可以在网上做复杂的工科实验——这种高度互动的课件代表了远程教育资源开发的方向，国内的院校和企业必须尽快走出视频讲座和电子文本的低级阶段，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在自我开发之外，另一条路是引进——这就要求以扩大开放，加强中外合作交流为前提。

　　其次，技术上要以网络为主。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康飞宇说，目前我国远程教育手段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录象、电视、卫星、光盘等等低效、非互动的手段仍然占了主流。随着网络进一步普及，远程教育必须走进家庭，以个人学习为单元。学习中心应该慢慢“退居一线”。

　　对此，不少专家提出了“教育超市”的概念。即远程教育应当是以一批优质、互动的共享资源为中心，学习者散布在外围，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和生活习惯，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和节奏，而中心的资源随时向他们开放，学习者可以像在超市购物一样，想学什么、怎么学、什么时候学，享有充分的自由。只要在最后的考试关把住就行了。游清泉说，“如凤凰城大学、哈佛、MIT等国际名校，都是采用这样的模式”。他建议，国内的远程教育，应当充分参考他们的模式。

　　再次，内容上应该向职业培训、企业E-learning上靠拢。“目前太过学历学位化，而广大的职业培训市场，连网络都没有普及，仍然停留在招个班、业余时间集中起来一起给讲课的阶段，与前述学历学位教育的定时定点集中上课看录象没什么不同，甚至还不如”，一位业内专家说。

　　据记者了解，在职业培训领域，目前国内还没有能力开发网上实验的课件，而前面说到的MIT的实验课件，包括制作课件的技术，完全可以引进并进行汉化。同时，企业E-learning业务，国内机构也刚刚起步，目前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好的有北大在线、华夏大地远程教育网络服务公司、汇思网络有限公司等。企业E-learning业务，国外已发展相当成熟，各种培训服务、乃至培训系统中各个环节，都已细分出各自的市场。这两方面，特别适合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资源。

　　同时，西部有巨大的完全未开发的市场。这一块空间，国外教育机构若要进入，将花费高昂的成本，而国内的学校和企业相比之下将拥有巨大优势。但是专家们提醒，西部最需要的是职业培训而非其它，这进一步要求国内远程教育机构在学历学位教育之外投入更多力量。在这方面，清华大学走在前列。据悉，它正在施行一项“教育扶贫”计划，第一步就是给部分西部地区免费建立教学站，将自己的网络抢先铺展过去，为下一步的资源输送扫平道路。

　　培训市场:被忽视的绿洲

　　在采访中，专家们普遍对记者表示，远程教育最强的生命力“藏在职业培训和企业E-learning下面”。就目前来看，国内远程职业培训和企业E-learning尚未如学历学位教育那样，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而域外巨头们的注意力也还集中在学历学位教育上。这恰恰给了国内远程职业培训和企业E-learning实力的发展很大空间。

　　如果抢滩中国的这些巨头们也开始大肆进攻职业培训和企业E-learning这块市场，与外部势力相比，国内机构的胜算有多大？

　　据分析，如果这场“中外对抗赛”真的上演，产品价格和本土化程度将是重要的因素。在学历学位教育上，金字招牌的诱惑力冲淡了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进入比较理性的其他两个领域——价格和产品界面友好程度，将上升到至关重要的地位。

　　就E-learning市场看，个性化的课程设置、灵活的学习时间安排、相对来说比较经济的培训成本，已获得很多大企业的青睐。目前，国际上的E-learning培训公司已经分得很细，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提供学习管理平台，二是侧重内容提供，三是专做服务提供，四是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国内北大在线、校际通、华夏大地等也正在不断探索和发展，致力于为不同企业提供个性化的E-learning解决方案。

　　一些业内专家认为，虽然在行业发展成熟水平上，国内机构仍然落后，但在个人和企业的精打细算面前，国外产品昂贵的收费、语言障碍造成的界面不友好，将成为这些外来者的致命弱点——而在这些方面，恰恰是本土产品之所长。在远程学历学位教育上危机四伏的国内机构，未来应当考虑向这块一直未被充分重视的“绿洲”迁徙。■

我们缺的是观念、体制和机制

游清泉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我国远程教育自1998年起步至今，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但是模式和机制与国外有很大差距。

　　现在，我国远程教育界应当在以下问题上加强探讨: 一，我们本着什么理念在办开放教育？这是个根本的问题。现在有60多所网院，力量加起来的确很强，分布在全国各地，空间跨度也很大。但要达到像美国凤凰城大学那样的理念与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是定位。凤凰城大学不与高校抢生源，它只是面向社会大众、面向普通学员，却办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网络大学之一。中国的远程教育的定位，从前是面向高中生，很火，但是放得太开了，结果出了问题。按现在的收费标准和模式，已经失去远程教育的意义了。原来1个学分收费100块，远程教育学院很富。现在不让搞全日制了，网院只能面向社会人士了，而社会人士对现在网院这种教学模式没法适应。

　　其次是态度，态度不正。规模、成本、质量都要符合本土的情况。但现在做网院的还仅仅停留在课件教育上，没有在互动性上下功夫。还不如国家按行政区划，一个区办一所开放大学，真正像凤凰城大学和UKEU一样，反而比现在的模式要好。现在的网络教育，只是学校的附庸，就是在搞创收。每年学费，30%归学习中心，其他65~70%纳入了网络学院的腰包，把教学成本全部推给学习中心去承担，所以现在学习中心很缺乏动力，与学校的关系也很紧张。

　　规模、成本、质量是目前中国网络教育面临的三大问题。也是在面对外国教育机构时的三大劣势。这三个方面不能绕过，必须认真向国外机构学习，认真地研究总结人家的做法和经验。否则，像现在这样维持低水平运转，重复建设、各自为政、铺张浪费，根本形不成开放教育的层次。

　　办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教育，应该以当地的电大为根据地，将我们办电大20多年、函授40多年和办自学考试的经验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远程教育。电大具有遍布全国的庞大教学网络，正是现成的资源；中国的函授教育，是非常具有本土精神的成熟的教育方式。希望远程教育办成“教育超市”，让不同层次的人自由选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不受时间空间约束，真正体现远程教育自由、开放的特色，而中国的函授教育恰恰具备这一点。但是一般普通大学并不了解这些，现在各远程教育机构各自为政、各自定一套规矩，要学习者适应自己，不是自己来适应学生，完全失去了远程教育的多元化功能。我们的大学，不断扩大，不断建新校区，花钱如流水——谁来为此买单？远程教育应该可以克服这些弊病，但是国内的教育机构没有做到。

　　我认为，我们的远程教育是定位错位、理念混乱、模式交叉，是到该统筹的时候了。我们的远程教育不缺钱，缺的是观念、体制和机制。之所以中国的远程教育面临这么多不可思议的问题，与整个教育界50多年来没有产生新的重量级的教育思想家也有关。远程教育，其实并非只有技术、资源、模式这么简单，深层次的教育思想是支持它的灵魂。教育缺乏思想，远程教育想走出沼泽地，非常困难。■

应对外来势力竞争，我们要苦练内功

康飞宇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我主张远程教育要开展与国外的合作，但要有计划有目标地合作，要作一些有示范性的合作。有三个原因:

　　首先，我们缺乏优质的远程教育资源。我们很多办远程教育的，是没有课件的；即使有，其中实用的、支持自主学习的也很少。而国外有很多，并且在如何建立优质资源上有很多经验。我们要借鉴他们的长处，来弥补我们的不足。

　　其次，这种合作的趋势管也管不住。这块领域很早就有“黑户”了。鉴于此，与其管不住硬管，还不如因势利导。

　　第三，有计划有目的地做好示范性的合作，对我们推广远程教育很有帮助。推广，不是推广外国人的东西，是推广本国的东西。因为你必须发展远程教育。我们高等教育资源短缺，远程教育正好是重要的补充。同时这对我们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倡终生学习有极大好处，为什么不做？

　　我们的远程教育，目前存在哪些问题？我看主要是下面几点: 一，试点阶段跑得太快。一放一收，造成很大浪费。要知道，教育是最怕政策摇摆的，教育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才见效果，政策的剧烈摇摆会造成很大伤害。

　　二，我们没抓住根本。其实远程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建多少校外学习站点，而是在于帮学生自主学习。要建个公共支持体系，里面有很多优质资源，学习者认为什么对他有用就去取。但是现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三，我们的管理模式错了。问题出在:我们过去是在推广电大模式。我们办了几十年电大，认为很有经验了，就照搬。其实电大是当初中国人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的时候，发展起来的一种教育方式。现在社会发展，出现了网络，自主学习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电大模式在这上面就不那么适用了。

　　四，我们在资源建设上太落后。几乎大部分课件都是机械的讲座视频，没有建成像国外那样支持自主学习的东西，就目前来说，国内只有不到10%是有利于自主学习的。

　　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扩大开放，跟国外合作。我相信，非学位学历教育方面慢慢会放开，但学历学位这块可能暂时不会放开。

　　我认为，人家进来就是克服你的缺点。至于冲击，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未来趋势就是大浪淘沙，生存下来的就是好的，该死去的就让他死去。总之国外远教资本机构进来对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资源建设还是在技术进步上，都有莫大好处。我们现在只能教一点经济啊管理啊这类课程，在更高层次的理工科上就没法做远程教育了，这方面必须学习人家。现在国家应该放开一点，可以开片试验田，让一些教育机构来做合作的试验。一般大部分都能做成功，也允许少量失败。

　　至于我们自己的出路，我认为首先我们应当将自己的资源输送到西部，而且这一块应当以职业培训为主，这些贫困的地方，最需要的是职业培训。第二块是企业培训，即企业E-learning——这一块，我们有优势，因为收费、语言障碍是他们难以克服的弱点。再者，我们可以在适应中国国情、为中国企业量身定做上，做得比他们更好。

　　国内的资源输出去还是有机会的，比如中国语言文化、中国法律类的课程，外国的学生、商人们很感兴趣，这方面国内的优势很大。但国内现在对这方面根本不注意，就是盯着学历学位教育。

　　应对外来势力的竞争，我们应该苦练内功。首先是大力建设自己的优质资源。资源建设不是哪一个学校能完成的，但可以大家协作，你做一块我做一块，大家共享、完善，慢慢就建立起来了。

　　其次，技术上要以网络为主。目前我国远程教育手段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录象、电视、卫星、光盘等等低效、非互动的手段仍然占了主流。随着网络进一步普及，远程教育必须走进家庭，以个人学习为单元。学习中心应该慢慢被淘汰。

　　再次，内容上应该向职业培训、企业E-learning上靠拢。目前太过学历学位化，而广大的职业培训市场，连网络都没有普及，仍然停留在招个班、业余时间集中起来一起给讲课的阶段，与前述学历学位教育的定时定点集中上课看录象没什么不同，甚至还不如。■

理解政策制定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已经开始与国外远程“大鳄”直接或间接展开“合作”的国内学者，对目前“偷偷摸摸的状态”普遍不满。他们纷纷向记者抱怨，“国家政策不够开放”，建议让更多的“狼”进来。这是为什么？

　　一方面，“狼”的进入将挤占国内大量市场空间，这已是共识；从这一角度看，国家相对保守的政策保护了许多国内教育机构的饭碗，也是得到不少专家和从业者承认的。另一方面，从研究界到业界，扩大开放、加强中外合作的呼声又越涨越高。这究竟真是个矛盾，亦或其后尚有某种更深层的原因？

　　原因大概在于思维出发点的差异。由于教育扩张与经济扩张、文化扩张乃至政治扩张互为表里，扩大开放、加强两国合作带来的效应，除了行政管理的困难之外，教育主权的弱化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威胁。这使政府及其政策制定者不能不犹豫。

　　在教育科技不够发达的国家，本土教育势力在与外国教育势力的对抗中处于弱势时，教育主权问题就比发达国家更加突出——制定比较保守的国家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就在于此。相对来说，部分教育机构面临的生存危机，只是可能导致教育主权问题的一个条件。所以，制定相对保守政策的初衷，与国内教育机构的饭碗之间，其联系并没有旁观者所认为的那样直接和紧密。对国内机构市场份额的保护，不过是维护本国教育主权的一个方面而已。

　　而扩大开放、加强中外合作的要求，思维的出发点在于市场与行业本身的进步，在于资源优化、市场模式改善、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也不能不看到那些在已实施的合作行为中得益者的心态。

　　如此看来，前述的所谓矛盾，实际是教育主权与市场进步两个问题的矛盾。对弱者的生存问题的考虑，不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则，不被持这种观点的人们理解。但在政策制定者那方面，却因教育主权问题的连带关系而不得不考虑。这就可以理解，凡发展中国家教育开放的步伐为何相对缓慢，我国也毫不例外；也可以理解，为何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既得利益者看来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中外合作，在民间做起来却只能藏着捂着，还时常有夭折的风险。

　　但是，人们应该注意到，政府也并没有忽视这些扩大开放、加强中外合作的呼声。据记者了解，现有一批政府支持的合作项目正在悄然进行之中，主要是由中英两国政府支持的“中英远程教育项目”。

　　“中英远程教育项目”，最初由中国前总理朱钅容基和英国首相布莱尔签署的一份备忘录提出设想，随后由两国政府正式合办。项目旨在借助合作开发网络课程，促进中英双方对网络教育教学规律的探索。两国政府间为此专门成立了最高级别的指导委员会。项目于2002年正式启动，两国大学联合开发的课程可望于2005年正式投入使用。北京三所重点大学是该项目第一批拟与英方合作的高等院校。记者重点了解了其中一所大学相关项目的进展情况。

　　目前，这所大学正与英联邦全球电子高校联合体（简称UkeU）、英国诺丁汉大学同时展开合作筹备。与诺丁汉大学的合作，中外双方对等投资，将共同开发英语教育教师进修课程；这些课程包括41个学分，并为双方共同承认，对进一步获得相关学科学历证书具有重要意义。此项目经过了一年多的筹备，目前已进入教学资源开发与试验阶段。另一方面，该大学与UkeU的合作正在积极筹备之中。

　　据知情人透露，此项目中，这所大学承担着在当前国内远程教育缺乏高效的主流模式的环境下，进行网络教育发展模式探索的研究任务。研究对象包括运行和科研两大层面，涉及教学体系、教学服务、资源开发等等各环节。而国内绝大部分远程教育机构对此项目的存在并不知情。

　　这一批项目在政府的支持下暗中实施，与此同时民间申请远程教育的合作办学难以得到批准，从中不难看出政府在扩大教育开放、加强中外合作上的小心翼翼。毕竟，教育是最怕政策摇摆的行业，而中外合作又牵涉太多教育因素之外的问题，对教育行政部门目前在此表现出的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态度，应当予以理解。毕竟，开放并不意味着所有主权的丧失，开放也不能任人长驱直入，开放更不能造成国内市场的巨大动荡。我们希望这批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能够推动中国本土远程教育模式的进步，为扩大教育开放、加强中外合作的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合理的参考。